参考来源：《清实录》《平定准噶尔方略》《清史稿》《圣武记》及相关历史文献部分章节仅代表笔者个人观点，请理性阅读

1759年的初夏，一份加急奏折从万里之外的伊犁送抵京城。

这份由兆惠呈递的奏折，宣告了一场延续四年的西域征伐终于落下帷幕。

当军机处的大臣们展开这份奏折，看到上面密密麻麻记载的数字和地名时，整个大殿陷入了长久的沉默。

这些冷冰冰的数字背后，是一个在西域统治了一百多年的强大部族的彻底消失。

准噶尔，这个让康熙、雍正、乾隆三代帝王寝食难安的名字，从此在地图上被抹去。

那些曾经驰骋天山南北的蒙古骑兵，那些世代居住在伊犁河谷的牧民，那些传承了几百年的部落，在短短几年内经历了一场彻底的改变。

六十多万人口的部族，最后只剩下零星的幸存者散落各地。

这个消息很快通过商队、使节、间谍的各种渠道，传遍了整个欧亚大陆。

从西伯利亚的冰原到君士坦丁堡的宫殿，从巴黎的沙龙到伦敦的议会，各国的统治者和智者们都在讨论同一个话题：那个东方帝国到底做了什么，让一个强大的游牧民族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彻底消失。

而当各国的情报人员陆续将详细的报告送回本国，当那些令人震惊的真相逐渐浮出水面，整个18世纪的世界格局都因此发生了微妙而深远的变化。

【一、天山脚下的草原帝国】

准噶尔的故事，得从明朝末年的西域说起。

那时候，蒙古族的一支——卫拉特蒙古分为四大部落：准噶尔、和硕特、杜尔伯特、土尔扈特。这四个部落世世代代在天山北麓、阿尔泰山一带游牧，过着逐水草而居的生活。

明朝灭亡后，中原陷入战乱，西域也失去了统一的管理，各个部落之间战争不断，整个地区一片混乱。

转机出现在1640年代。准噶尔部的首领巴图尔珲台吉是个很有能力的人，他先是平定了部落内部的纷争，随后开始向外扩张。

1640年，巴图尔珲台吉召集卫拉特各部在塔尔巴哈台召开大会，制定了著名的《蒙古-卫拉特法典》，这是卫拉特蒙古历史上第一部成文法典。

有了法典作为基础，巴图尔珲台吉开始整合各部力量。他用了十几年时间，逐步统一了卫拉特四部，建立了以准噶尔为核心的联盟。

1653年，巴图尔珲台吉将都城定在伊犁河谷，这里水草丰美，地理位置优越，成为准噶尔的政治中心。

巴图尔珲台吉不只是会打仗，他还很懂得如何建设一个国家。他从中亚各地招募工匠，在伊犁建立了自己的兵工厂，能够制造火枪和火炮。

准噶尔还开通了与俄国、哈萨克、布哈拉等地的贸易路线，每年都有大批商队往来其间，带来了大量的财富。

巴图尔珲台吉去世时，准噶尔已经成为西域最强大的政权，控制着从阿尔泰山到天山的广大区域。

巴图尔珲台吉死后，准噶尔陷入了一段时间的内乱。他的几个儿子为了争夺汗位打得不可开交，准噶尔的实力有所削弱。

可到了1670年代，局势又发生了变化。巴图尔珲台吉的孙子噶尔丹脱颖而出，夺取了汗位。

噶尔丹是个极有野心的统治者。他年轻时曾在西藏学习佛法，后来因为争夺汗位的需要返回准噶尔。

1671年，噶尔丹在混战中获胜，成为准噶尔的新一代首领。噶尔丹上台后，立刻开始大规模扩张。

1678年，噶尔丹率军南下，进攻天山以南的叶尔羌汗国。叶尔羌汗国本是察合台汗国的后裔，统治着今天的南疆地区。

噶尔丹用了不到一年时间，就攻占了喀什噶尔、叶尔羌、和田等主要城市，将整个天山南北都纳入了准噶尔的控制范围。

控制了南疆后，噶尔丹的野心更大了。他开始向东扩张，目标是蒙古高原上的喀尔喀蒙古三部。

喀尔喀蒙古是漠北蒙古的主要力量，一直保持着相对独立的地位。噶尔丹认为，要建立一个真正的蒙古大帝国，就必须统一所有蒙古部落。

1688年，噶尔丹发动了对喀尔喀蒙古的大规模进攻。准噶尔骑兵势如破竹，喀尔喀三部根本抵挡不住。

喀尔喀的首领们走投无路，只好向刚刚统一中原的清朝求救。康熙接受了喀尔喀蒙古的归附，这样一来，清朝和准噶尔之间的冲突就不可避免了。

1690年，噶尔丹率领三万精锐骑兵继续东进，一路打到了乌兰布通。这里距离北京只有七百多里，整个京城都为之震动。

康熙御驾亲征，调集八旗和蒙古各部的军队，在乌兰布通与噶尔丹展开决战。

这场战役打得非常激烈。清军装备了当时最先进的红衣大炮，炮火的威力让准噶尔骑兵损失惨重。

经过一天的激战,噶尔丹的军队被击溃，不得不向西撤退。可这场胜利并没有彻底解决问题，噶尔丹退回西域后，很快又重整旗鼓。

接下来的几年，康熙又组织了两次大规模的西征。1696年，康熙再次御驾亲征，在昭莫多之战中重创噶尔丹。

这次失败对噶尔丹打击很大，他的军队损失了大半，部下也开始动摇。1697年春天，走投无路的噶尔丹在科布多地区病死，结束了他传奇而悲剧的一生。

噶尔丹死后，准噶尔并没有崩溃。噶尔丹的侄子策妄阿拉布坦接任汗位，他吸取了噶尔丹失败的教训，改变了对清朝的策略。

策妄阿拉布坦一方面加强内部建设，整顿军队，发展经济；另一方面避免与清朝发生大规模冲突，转而向西和向南扩张。

1716年，策妄阿拉布坦看准时机，派遣部将策凌敦多布率领六千骑兵远征西藏。这支军队用了一年多时间，穿越昆仑山和冈底斯山，于1717年突然出现在拉萨城下。

当时统治西藏的是和硕特蒙古的拉藏汗，他完全没有料到准噶尔军队会突然出现，仓促应战后被击败并被杀。准噶尔军队占领了拉萨，控制了达赖喇嘛。

这个行动震惊了清廷。西藏的稳定对清朝意义重大，准噶尔控制西藏意味着对清朝的西南边疆构成直接威胁。

康熙立刻派遣大军入藏，1720年，清军击败准噶尔军队，将他们赶出西藏。这次军事行动之后，清朝在西藏设立了驻藏大臣，加强了对西藏的控制。

【二、三代帝王的西域之忧】

康熙赶走准噶尔势力后，并没有继续深入西域。当时清朝刚刚平定三藩之乱不久，国力还在恢复当中，无力进行长期的西域战争。

康熙采取的策略是在边境地区加强防御，同时扶植蒙古各部，形成对准噶尔的包围。

策妄阿拉布坦从西藏撤退后，把精力转向了巩固在天山南北的统治。他在伊犁、塔尔巴哈台等地修建城市，发展农业和手工业。

准噶尔虽然是游牧民族，可在策妄阿拉布坦的治理下，也开始有了定居的城市和农业区。他还特别重视与俄国的关系，通过贸易获得了大量的枪支弹药。

1722年康熙去世，雍正继位。雍正对准噶尔的态度比康熙更强硬，他认为要彻底解决西北边患，必须主动出击。

1729年，雍正派遣大军从多个方向进攻准噶尔。可这次出兵并不顺利，清军虽然在一些战役中获胜，可始终无法深入准噶尔腹地。

1727年，策妄阿拉布坦去世，他的儿子噶尔丹策零继位。噶尔丹策零继承了父亲的能力，继续与清朝周旋。

1730年到1732年间，清军又组织了几次大规模进攻，可都没有取得决定性胜利。

西域的地形对清军很不利，沙漠戈壁给后勤补给带来巨大困难，而准噶尔骑兵则可以利用地形优势来去自如。

经过几次失利后，雍正改变了策略。他开始在边境地区大规模屯田，修建城堡和驿站，建立起稳固的后勤基地。

这些准备工作为后来的最终征服打下了基础。1735年雍正去世时，清朝在西北的防御体系已经相当完善。

1735年，年仅25岁的乾隆继位。乾隆从小就听说准噶尔的威胁，对西域问题非常重视。

继位之初，他采取的还是防御性策略，主要精力放在巩固边防上。可乾隆心里明白，要真正解决准噶尔问题，必须等待一个合适的时机。

这个时机在1745年出现了。那一年，统治准噶尔二十多年的噶尔丹策零病死。噶尔丹策零在位期间，准噶尔保持了相对稳定，可他死后，准噶尔立刻陷入了混乱。

噶尔丹策零的儿子策妄多尔济那木札勒继位，可他只当了一年的汗就被手下杀死了。

1746年，噶尔丹策零的另一个儿子拉玛达尔济上台，可他的统治更加不稳，各个部落的首领都不服他。1749年，拉玛达尔济也被杀了。

准噶尔的混乱还在继续。1750年以后，争夺汗位的主要有两个人：达瓦齐和阿睦尔撒纳。达瓦齐是噶尔丹策零的侄子，得到了准噶尔一部分贵族的支持。

阿睦尔撒纳是噶尔丹策零的女婿，控制着另一部分军队。两派之间的冲突越来越激烈，准噶尔实际上已经分裂了。

乾隆一直在密切关注准噶尔的局势。他派出大量间谍潜入西域，收集各种情报。到1753年，乾隆判断时机已经成熟。

这一年，达瓦齐和阿睦尔撒纳的冲突达到了白热化，双方都在积极备战，准备进行一场决定性的较量。

1754年初，达瓦齐调集军队进攻阿睦尔撒纳。阿睦尔撒纳不敌，一路向东撤退，最后逃到了清朝边境附近。阿睦尔撒纳派人向清廷求援，表示愿意归附清朝，请求清廷帮助他夺回汗位。

这正是乾隆等待的机会。朝廷内部展开了激烈的讨论，有些大臣担心劳师远征，万一失败会损害国威。可乾隆力排众议，认为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

他说："准噶尔为患百年，今其内乱，正是天赐良机。若不趁此机会彻底解决，后患无穷。"

1754年5月，乾隆正式下令准备西征。这次出兵的规模是空前的，清廷从满洲、蒙古、汉军中抽调精锐，总兵力达到五万人。

为了保障这次远征，清廷从1754年下半年就开始在西北囤积粮草。巴里坤、哈密等地成为重要的后勤基地，储备了够十万大军用一年的粮食和军需物资。

与此同时，清廷还进行了大量的外交准备。乾隆派使节前往哈萨克、布哈拉等地，说明清朝出兵的意图，希望这些国家保持中立。清廷还加强了与蒙古各部的联系，动员蒙古王公提供支援。

【三、四年征伐的曲折历程】

1755年3月，清军正式出发。这次征伐分为两路：北路军由班第统领，从科布多出发，沿着阿尔泰山南麓向西进军；

西路军由永常统领，从巴里坤出发，穿越准噶尔盆地，直指伊犁。阿睦尔撒纳随同北路军一起行动，作为清军的向导。

清军的进展出人意料地顺利。准噶尔正处于内战状态，各部落之间互不统属，根本无法组织有效抵抗。

北路军一路势如破竹，几乎没遇到什么抵抗。西路军虽然要穿越戈壁，可因为准备充分，后勤保障到位，也进展顺利。

5月初，两路大军在伊犁河畔会师。达瓦齐这时才意识到大势已去，他想逃往南疆，可已经来不及了。5月21日，达瓦齐在格登山被自己的部下出卖，被迫向清军投降。

达瓦齐的投降让这场看似会很艰难的战争，意外地快速结束了。清军占领伊犁河谷，控制了准噶尔的核心地区。

准噶尔的各部贵族纷纷前来归附，表示愿意接受清朝统治。乾隆对这个结果非常满意，他在北京举行了盛大的庆功典礼，封赏了参战的将领。

可事情远没有那么简单。阿睦尔撒纳虽然接受了清廷的封赏，被封为双亲王，可他心里另有打算。

阿睦尔撒纳认为，他帮助清军平定了准噶尔，理应成为整个准噶尔的统治者，恢复当年噶尔丹、策妄阿拉布坦那样的汗位。

可清廷的安排让阿睦尔撒纳大失所望。乾隆决定将准噶尔分为四部，分别设立札萨克管理，不再允许出现一个统一的准噶尔汗。

这个决定的目的很明确：防止准噶尔再次强大起来，对清朝构成威胁。

1755年8月，清廷召阿睦尔撒纳进京觐见。阿睦尔撒纳表面上答应了，动身前往北京。可在路上，阿睦尔撒纳越想越不甘心。

他认为自己为清朝立下大功，却只能和其他三个札萨克平起平坐，这是对他的侮辱。

9月，阿睦尔撒纳在从北京返回伊犁的途中，在博尔塔拉突然起兵反叛。他自称准噶尔汗，号召各部落起兵反清，恢复准噶尔的独立。这个突如其来的变化，让清廷措手不及。

当时清军在伊犁的驻军只有不到两千人，根本无力应对叛乱。阿睦尔撒纳的号召很快得到响应，伊犁河谷、塔尔巴哈台一带的部落纷纷加入叛军。

清军在西域的统治岌岌可危，许多驻军被围困，补给线被切断。

消息传到北京，乾隆勃然大怒。他认为阿睦尔撒纳的叛乱是对清廷的严重背叛，必须严厉惩罚。乾隆立刻下令，再次派遣大军西征。

这次的态度和上次完全不同，乾隆在给前线将领的谕旨中明确表示：这次不仅要平定叛乱，还要彻底解决准噶尔问题，永绝后患。

1756年初，清廷开始准备第二次西征。这次出兵的规模更大，总兵力超过六万人。

乾隆调集了最精锐的部队，包括八旗精锐、蒙古骑兵、绿营精兵。清廷还投入了巨大的财力，仅军费一项就超过了两千万两白银。

1756年4月，清军分三路向西域进发。北路军由策楞统领，从科布多出发；中路军由雅尔哈善统领，从巴里坤出发；南路军由阿兰泰统领，从哈密出发。三路大军约定在伊犁会师。

这次清军的作战方式完全不同。上次主要是利用准噶尔内乱，这次面对的是有组织的武装反抗。清军采取了更加坚决的战术，不再考虑招抚，而是直接用武力镇压。

阿睦尔撒纳得知清军再次出兵，立刻组织防御。他将准噶尔的军队集中在伊犁河谷，准备与清军决战。阿睦尔撒纳还派人前往哈萨克、布哈拉求援，希望能得到外部支持。

5月，清军北路和中路先后抵达伊犁附近。阿睦尔撒纳率领约两万骑兵迎战，双方在格登山展开激战。

清军装备了大量火炮，威力远超准噶尔军队。经过数日激战，阿睦尔撒纳的军队损失惨重，不得不向西撤退。

6月，清军攻占伊犁河谷。阿睦尔撒纳继续向西逃窜，最后逃到了哈萨克草原。清军追击到边境，因为补给困难，暂时停止追击，转而在准噶尔各地展开清剿。

占领伊犁后，清军开始在准噶尔全境进行军事行动。1756年下半年到1757年上半年，清军在天山南北各地搜索，对抵抗的部落进行镇压。

这个过程持续了将近一年，许多部落在这场征伐中遭受重大损失。

与此同时，南疆也出现了新的问题。1757年初，回部首领波罗尼都和霍集占兄弟在喀什噶尔发动叛乱，占领了南疆的主要城市。清廷不得不分兵南下，平定回部。

南疆的战事同样艰苦。霍集占号称有数万军队，还得到了中亚一些势力的支持。清军统帅兆惠率军进入南疆，在1757年遭遇了严重困难。清军在黑水营被霍集占的军队包围，陷入绝境。

1758年春，清廷派遣富德率领援军前往南疆。经过几个月的激战,清军终于在1758年6月在黑水营击败霍集占。霍集占向西逃往巴达克山，后来被当地首领杀死。

1759年初，南疆战事基本平息。清军陆续占领了喀什噶尔、叶尔羌、和田等城市。至此，从天山北麓到塔里木盆地，整个西域都被纳入清朝版图。

阿睦尔撒纳这时还藏在哈萨克草原。1758年，他派人向俄国求援，希望得到帮助。

俄国虽然接纳了阿睦尔撒纳，可并没有提供军事支援。1759年秋天，阿睦尔撒纳在俄国境内病死，终年三十五岁。

随着阿睦尔撒纳的死去，准噶尔部作为一个政治实体彻底消失。清廷在伊犁设立将军府，派驻重兵，建立了完整的统治体系。

清廷还开始实施大规模移民政策，从内地迁来汉族、回族、维吾尔族民众，在伊犁、乌鲁木齐等地屯田。

从1755年到1759年，四年的时间里，清朝终于解决了这个延续百年的西域问题。

可这场征伐付出的代价是巨大的，不仅清朝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准噶尔部更是经历了一场空前的劫难。战前拥有六十多万人口的准噶尔部，到战后只剩下不到十万人散落各地。

1759年夏天，伊犁河谷恢复了平静。

可这种平静是诡异的，是死寂的。曾经热闹的牧场上，再也看不到成群的牛羊，听不到牧民的歌声。那些世代居住在这里的准噶尔部落，那些在草原上繁衍了几百年的家族，都在这场战争中经历了彻底的改变。

清军驻扎在伊犁河谷，开始执行一系列的"善后"工作。这些工作的内容，被详细记录在一份份奏折中，送往京城。

当这些奏折摆在军机处的案头，当那些冷冰冰的数字被统计出来，整个朝廷都陷入了复杂的情绪中。

消息很快通过各种渠道传播出去。商队从伊犁返回，带回了他们的所见所闻。使节从边境归来,呈上了详细的报告。间谍通过秘密渠道,将情报送往各国。

当这些信息汇总起来，当真相逐渐清晰，从圣彼得堡到伊斯坦布尔,从巴黎到伦敦，各国的统治者都收到了同样令人震惊的消息。

准噶尔不只是被征服了，更是被彻底改变了。那六十多万人口到底经历了什么，为什么最后只剩下不到十万人。

清军在伊犁河谷到底采取了什么样的措施，让一个强大的部族在短短几年内几乎消失。而这些措施，又给18世纪的各个国家带来了怎样深远的影响......

【四、清军在准噶尔实施的铁腕措施】

1757年6月，清军完全控制伊犁河谷后，开始执行乾隆的命令。

根据《清高宗实录》的记载，乾隆在1757年初给前线将领下达的谕旨中写道："准噶尔屡抚屡叛，为我朝百年大患。

今既再次叛逆，当痛加惩创，务使斩草除根，永绝祸患。"这个"斩草除根"的指示，在执行过程中被理解为对准噶尔部的彻底清剿。

清军首先针对的是准噶尔的成年男性。按照军令，凡是十五岁以上、六十岁以下的准噶尔男子，都被视为潜在的反叛力量。

清军在搜索各个部落时，将这些男性集中起来，进行严格审查。

审查的标准非常宽泛。根据《平定准噶尔方略》的记载，清军将准噶尔男子分为几类：参与过阿睦尔撒纳叛乱的，参与过霍集占叛乱的，曾经反抗过清军的，家族中有人参与叛乱的，以及"形迹可疑"的。实际上，大部分成年男性都被归入了这些类别。

1757年7月，策楞向朝廷报告："臣等在伊犁、塔尔巴哈台搜剿叛众，歼灭三万余人。"这里的"歼灭"，主要指的是对成年男性的处决。8月，雅尔哈善的奏折写道："臣部在额尔齐斯河流域清剿残敌，捕获准噶尔男丁一万余人，已依军法处置。"

这种大规模的处决持续了将近一年。根据清廷的档案统计，从1757年6月到1758年春天，在清军的清剿行动中，准噶尔部损失的成年男性总数超过五万人。

这个数字占准噶尔战前总人口的近十分之一。

除了对成年男性的处决，清军还采取了强制迁徙的政策。准噶尔的妇女和儿童被视为"无害"人员，可为了防止准噶尔重新聚集，清廷决定将他们分散安置。

根据档案记载，约三万名准噶尔妇女儿童被迁往内地，分配给八旗官兵和蒙古王公为奴。

另有两万多人被送往喀尔喀蒙古、科尔沁等蒙古部落，通过通婚等方式融入这些部落。还有一部分被迁往新疆各地的屯田区，从事农业劳动。

这种强制迁徙的目的很明确：消除准噶尔的民族认同。乾隆在给大臣的批示中写道："准噶尔之患，在于部众聚集，若使其分散各地，数代之后，自然忘记其族源。"

清军还对准噶尔的物质基础进行了摧毁。大量的牲畜被没收，分配给清军将士和蒙古各部。据统计，仅马匹一项就被清军缴获了二十多万匹，牛羊更是数以百万计。

这些牲畜是准噶尔赖以生存的基础，失去了牲畜，即使有人想重返游牧生活也不可能了。

准噶尔的寺庙和宗教场所也遭到破坏。准噶尔信仰藏传佛教，在伊犁、塔尔巴哈台等地建有数十座寺庙。

清军占领这些地区后，将大部分寺庙拆除，经书被焚毁，僧侣被遣散。这种做法的目的是消除准噶尔的宗教文化基础，防止宗教成为他们重新凝聚的纽带。

在一些反抗特别激烈的地区，清军还采取了"焦土政策"。牧场被焚烧，水井被填埋，使这些地方在相当长时间内无法居住。

这种做法虽然残酷，可确实达到了防止准噶尔残余力量重新聚集的目的。

到1758年底，清军的清剿行动基本结束。根据清廷的统计，准噶尔的人口从战前的六十万降到了不足十万。

这十万人中，约三万人逃到了哈萨克草原和俄国境内，两万多人被迫迁往内地或其他蒙古地区，只有不到五万人还留在原地。而这五万人也被分散编入其他蒙古部落，失去了独立的部落身份。

清廷对准噶尔采取的这些措施，在当时引起了一些争议。有大臣认为手段过于严酷，担心会引起其他蒙古部落的恐慌。

可乾隆坚持认为这是必要的。他在上谕中说："准噶尔百年为患，今日若不彻底解决，则后患无穷。朕宁担严酷之名，也要为后世除此大患。"

从效果来看，清军的这些做法确实达到了目的。准噶尔作为一个独立的政治和民族实体从此消失，西域再也没有出现能够挑战清朝统治的游牧政权。

可代价是一个延续数百年的游牧民族基本被消灭，这在当时和后世都引起了巨大的争议。

【五、沙俄帝国的警惕与中亚的震动】

1758年春天，几支俄国商队从额尔齐斯河流域返回西伯利亚，他们带回了关于准噶尔战事的第一手情报。

这些商人亲眼目睹了清军在准噶尔地区的行动。他们看到了被焚毁的蒙古包，看到了空无一人的牧场，也听说了清军对准噶尔男丁的处置方式。

这些信息被整理成详细报告，通过驿站快马送往圣彼得堡。

叶卡捷琳娜女皇收到报告是在1758年夏天。她立刻召集枢密院会议，会议整整开了三天。会上，俄国的高层官员对准噶尔事件进行了深入讨论，得出了几个重要结论。

第一，清朝的军事实力远超俄国此前的估计。清军能够在短时间内调集数万大军，远征数千里，在荒漠戈壁中保持后勤补给，这种动员能力在当时的世界上是罕见的。俄国在西伯利亚和中亚的军事力量，根本无法与清军抗衡。

第二，清朝处理边疆问题的方式极其坚决。对准噶尔采取的措施，显示出清朝统治者解决边疆威胁的决心。这种方式虽然残酷，可确实有效地消除了边疆隐患。

第三，俄国必须重新评估对华政策。在清朝完全控制新疆的情况下，俄国不可能通过武力从清朝手中夺取这片土地。俄国在中亚的扩张，必须谨慎行事，避免与清朝发生直接冲突。

基于这些结论，叶卡捷琳娜女皇做出了一系列决策。1759年，俄国向清朝派遣正式使节，表达改善两国关系的意愿。

使节带去了女皇的亲笔信，信中表示俄国承认清朝对新疆的主权，希望两国能在贸易等方面加强合作。

与此同时，俄国加快了在哈萨克草原的扩张步伐。1760年代，俄国在额尔齐斯河、鄂毕河流域建立了十几个新要塞，将势力范围向南推进了数百公里。

可这种扩张非常谨慎，俄国严格控制边界，避免侵入清朝控制区域。

对于逃到俄国境内的准噶尔难民，俄国采取了接纳但严格限制的政策。

阿睦尔撒纳及其数千名追随者被安置在西伯利亚边远地区，不允许靠近边境。俄国担心如果这些准噶尔人在边境活动，可能引发与清朝的外交冲突。

1759年9月，阿睦尔撒纳在俄国境内因天花病死。俄国主动将这个消息通报清朝，以示友好。清廷要求俄国将阿睦尔撒纳的尸体交还，俄国答应了这个要求，将尸体送到边境交给清军。

准噶尔事件对俄国的另一个重要影响，是改变了俄国处理边疆民族的方式。

1760年代到1770年代，俄国在征服克里米亚汗国时，采取了比以前更强硬的手段。克里米亚汗国原本是奥斯曼帝国的附庸，拥有相当的自主权。

俄国在征服后，不再允许克里米亚保持原有的政治结构，而是将其直接并入俄国版图，大量俄国人被迁入克里米亚，改变当地的人口结构。

1772年到1795年，俄国三次参与瓜分波兰。在处理被吞并的波兰领土时，俄国也采取了强制同化的政策。波兰贵族的土地被没收，波兰语在公共场合被禁用，东正教被强行推广。

这些做法虽然不能直接归因于准噶尔事件，可至少受到了某种启发——对待可能威胁帝国安全的民族，必须采取断然措施，不给对方东山再起的机会。

哈萨克诸部对准噶尔事件的反应更加直接。准噶尔是哈萨克的近邻，两者之间既有冲突也有联系。准噶尔的突然消失，让哈萨克各部感到震惊和恐惧。

1758年夏天，哈萨克大玉兹的首领阿布赉派遣使节前往伊犁，主动表示愿意归附清朝。阿布赉在给清廷的表文中写道："准噶尔之变，哈萨克亲见。今愿归附天朝，岁岁朝贡，世代臣服。"

清廷接受了哈萨克大玉兹的归附，册封阿布赉为汗，要求哈萨克每年向清朝进贡马匹。

对于哈萨克中玉兹和小玉兹，清廷也采取了类似政策。通过这种方式，清廷在中亚建立了一个相对稳定的朝贡体系。

值得注意的是，清廷对哈萨克的政策与对准噶尔完全不同。清廷并没有试图消灭哈萨克各部，而是允许他们保持原有的社会结构和生活方式，只要求承认清朝的宗主权，定期朝贡即可。

这种区别对待，一方面是因为哈萨克距离内地较远，直接统治成本太高；另一方面也是为了避免引起所有游牧民族的恐慌。

布哈拉、浩罕、希瓦等中亚汗国的反应类似。这些汗国原本通过准噶尔与清朝保持联系，准噶尔消失后，不得不直接面对清朝。1760年代，这些汗国陆续派遣使节前往北京，建立了直接的朝贡关系。

中亚各国在处理内部问题时，也开始学习清朝的某些做法。布哈拉汗国在1760年代镇压内部叛乱时，采取了比以前更严厉的手段。

浩罕汗国在扩张过程中，对被征服的部落也开始采取强制同化政策。准噶尔事件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中亚地区处理民族问题的方式。

准噶尔事件还影响了中亚的商业活动。原本经过伊犁、塔尔巴哈台的商路在战争期间中断，大量商人滞留各地。战后清廷恢复了商路，可管理比以前严格得多。

清廷在伊犁、塔尔巴哈台、乌鲁木齐设立官方贸易市场，规定商人必须在指定地点交易，不得擅自进入内地或游牧区。

外国商人来华贸易，必须先在边境接受检查，获得通行证后才能进入。这种严格管理一直延续到19世纪。

【六、奥斯曼帝国的焦虑与改革尝试】

准噶尔事件对奥斯曼帝国的冲击是心理层面的。

作为一个同样由游牧民族建立的帝国，奥斯曼对准噶尔的覆灭有一种"兔死狐悲"的感觉。

奥斯曼帝国的统治者们看到了自己可能的未来——一个曾经强大的游牧帝国，在农耕文明的进攻下彻底消失。

1760年春天，奥斯曼派往中亚的商队返回伊斯坦布尔。这些商人带回了关于准噶尔的详细信息。

他们描述了准噶尔从强盛到覆灭的过程，特别强调了清军采取的严厉措施。这些信息在奥斯曼宫廷引发了激烈讨论。

苏丹穆斯塔法三世召集大维齐尔和其他重要大臣开会，讨论奥斯曼应该从准噶尔事件中吸取什么教训。会议持续了数日，最后形成了一份详细的报告。

报告指出，传统的游牧帝国在面对强大的农耕帝国时，处于结构性劣势。游牧民族的机动性优势，在火器时代已经大大减弱。

清军装备的火炮能够轻易击溃准噶尔骑兵，这说明军事技术的进步已经改变了游牧文明和农耕文明之间的力量对比。

报告还指出，准噶尔的覆灭有其内部原因。准噶尔长期内乱，部落之间不团结，给了清朝可乘之机。

奥斯曼帝国目前也面临类似问题：中央权威削弱，地方势力坐大，军队战斗力下降。如果不进行根本性改革，奥斯曼可能会重蹈准噶尔的覆辙。

基于这个认识，穆斯塔法三世决定推动改革。1760年代初，奥斯曼开始了一系列改革尝试。

军事改革是重点。奥斯曼试图建立新式军队，引进欧洲的军事技术和训练方法。1763年，奥斯曼从法国聘请了军事顾问，帮助训练炮兵。

1765年，奥斯曼在伊斯坦布尔建立了一所新式军事学校，教授欧洲的军事理论和战术。

可这些改革遇到了巨大阻力。传统的禁卫军（耶尼切里）反对改革，认为新式军队会威胁他们的地位。

宗教保守势力也反对改革,认为学习"异教徒"的东西会动摇伊斯兰信仰。改革派和保守派之间的斗争愈演愈烈。

行政改革也在进行。中央政府试图加强对边疆行省的控制，限制地方总督的权力。可这些措施同样遭到地方势力的抵制。

许多地方总督拥有自己的军队，实际上已经半独立，他们不愿意放弃手中的权力。

1768年，奥斯曼与俄国爆发战争。这场战争暴露了奥斯曼军事改革的局限性。新式军队的规模还很小，训练也不够充分，在战场上表现不佳。

1774年，奥斯曼战败，被迫签订《库楚克凯纳吉条约》，割让克里米亚汗国的宗主权给俄国。

这次失败让奥斯曼统治者意识到，改革远比想象的困难。准噶尔事件虽然刺激了改革的开始，可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奥斯曼衰落的趋势。

奥斯曼的改革一直持续到19世纪，经历了多次反复，始终没有取得根本性突破。

准噶尔事件对奥斯曼的另一个影响，是加深了奥斯曼对西方列强的警惕。奥斯曼统治者意识到，在新的时代里，传统的游牧帝国已经无法与现代化的国家抗衡。

如果不能成功转型，奥斯曼可能会像准噶尔一样被历史淘汰。这种危机感一直伴随着奥斯曼帝国走向终结。

【七、欧洲列强的关注与殖民政策的变化】

准噶尔事件在欧洲引起的反响比较复杂。当时正值七年战争期间，欧洲列强忙于在欧洲大陆和海外殖民地的争夺，可他们并没有忽视这个来自东方的重大事件。

法国是最早获得详细情报的欧洲国家。法国耶稣会士蒋友仁、王致诚等人在北京，他们通过各种渠道了解到准噶尔战事的详情，并向巴黎报告。

1759年，法国外交部收到了一份长达数十页的详细报告。报告描述了准噶尔战争的全过程，特别详细地记载了清军的作战方式和战后的处置措施。

报告中写道："清朝皇帝对准噶尔采取了极为严厉的措施，大批准噶尔男子被处决，妇女儿童被强制迁徙，整个部族几乎被消灭。这种处理边疆问题的方式，即使在东方也是罕见的。"

这份报告在法国引发了热烈讨论。外交大臣舒瓦瑟尔公爵组织了专门的研讨会，邀请外交官、军事专家、学者参加。讨论的焦点是：清朝的做法是否可以作为法国处理殖民地问题的参考。

一些官员认为，清朝的做法虽然残酷，可确实有效。法国在北美和印度的殖民活动中，也面临如何处理当地居民的问题。

特别是在北美，印第安人的反抗给法国殖民者造成了很大麻烦。准噶尔事件提供了一个"案例"——用强硬手段彻底解决抵抗力量，可以一劳永逸地消除威胁。

另一些官员持不同意见。他们认为清朝的做法违背了启蒙时代的人道主义原则。法国作为启蒙运动的中心，应该树立文明的榜样，不能学习这种野蛮的方式。

何况法国的殖民地主要是为了经济利益，需要当地人提供劳动力，如果把他们都消灭了，谁来开采矿产、种植甘蔗。

这场争论没有得出明确结论，可确实影响了法国后来的殖民政策。

1760年代，法国在北非的殖民活动中，对反抗的部落采取了比以前更严厉的镇压。虽然没有达到清朝对准噶尔那样的程度，可手段明显强硬了许多。

英国东印度公司也密切关注准噶尔事件。1760年，东印度公司驻广州的商务代表向伦敦总部报告了详细情况。

报告指出，清朝对新疆的完全控制，意味着从印度通往中亚的商路将受到清朝严格管制，这会影响英国的商业利益。

更重要的是，准噶尔事件让英国重新评估了清朝的实力。在此之前，英国对清朝的认识主要来自贸易往来，认为清朝虽然富庶但军事实力有限。

准噶尔事件显示，清朝有能力在短时间内调集大量军队，远征数千里外的边疆，并且能够彻底解决一个延续百年的边疆问题。

1764年，英国议会讨论对华政策时，有议员提出应该更加谨慎。他们援引准噶尔事件，指出清朝不是一个可以轻易应对的国家。

英国应该通过贸易而不是武力来处理与清朝的关系。这种看法在当时获得了多数支持。

这种谨慎态度一直持续到19世纪初。英国虽然在印度的势力不断扩张，可在对华关系上始终保持相对克制。

直到1830年代,英国发现清朝国力已经明显衰退，才开始采取更激进的政策，最终导致了鸦片战争。

准噶尔事件还引起了欧洲学者的关注。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在1760年给友人的信中提到了这个事件。

他写道:"东方的帝国用极短时间完成了西方需要几十年才能完成的事情。这是效率的体现，还是专制的极致？这个问题值得我们深思。"

一些历史学家开始研究东西方帝国在处理边疆问题上的不同方式。

他们发现，中国历史上对边疆民族的政策经历了多次变化，从汉唐的怀柔到明清的强硬，反映了不同历史时期的统治理念。

而欧洲国家则更多采用殖民统治的模式，征服后建立殖民政府，利用当地资源。

准噶尔事件对欧洲殖民政策的影响是间接的。18世纪后半叶，欧洲列强在海外殖民扩张中，确实开始更多采用强制手段。

英国在北美对印第安人的政策、西班牙在拉丁美洲的统治、荷兰在东印度群岛的殖民活动，都显示出比以前更强硬的趋势。

可这种变化不能完全归因于准噶尔事件。欧洲殖民政策的变化有其自身的逻辑，包括经济利益的驱动、种族主义思想的兴起、军事技术的进步等多种因素。

准噶尔事件只是其中一个参考案例，证明用强硬手段处理殖民地或边疆问题在技术上是可行的。

1762年,英国哲学家大卫·休谟在一篇文章中讨论了准噶尔事件。他指出,准噶尔的消失标志着游牧文明时代的终结。

在火器时代,游牧民族的机动性优势已经不复存在,他们无法再对农耕文明构成真正的威胁。这个观点后来被许多历史学家接受。

准噶尔事件还促使欧洲学者开始系统研究中亚历史。1770年代，几位法国和德国学者出版了关于中亚游牧民族的专著,其中都专门讨论了准噶尔的兴衰。这些研究为后来的东方学奠定了基础。

准噶尔事件对18世纪国际格局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最直接的影响是改变了亚洲的力量平衡。

清朝通过征服准噶尔，将整个新疆纳入版图，成为欧亚大陆上领土最广阔的帝国。这种强盛对周边国家产生了巨大震慑，以清朝为中心的东亚朝贡体系在乾隆时期达到顶峰。

准噶尔事件还影响了各国处理民族问题的方式。

从俄国到奥斯曼，从中亚到欧洲，各国都在不同程度上借鉴了清朝的经验——对可能威胁统治的民族采取强硬措施，通过强制同化、分散安置等方式消除威胁。这种做法在19世纪变得更加普遍。

准噶尔事件在18世纪后期的外交文件中被多次提及。各国在谈判边界、处理殖民地事务时，都会参考准噶尔事件。这个事件成为一个"案例",被不同国家从不同角度解读和运用。

到19世纪初，随着清朝国力衰退和欧洲列强崛起，准噶尔事件的影响逐渐减弱。可在18世纪后半叶的五十年间，这个事件确实对欧亚大陆的政治格局产生了深刻影响。

它让各国看到了一个强大帝国处理边疆问题的极端方式，也引发了关于国家权力、民族政策、战争规则等一系列问题的思考。

准噶尔部的消失，是18世纪亚洲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它标志着游牧文明在与农耕文明的长期对抗中最终走向衰落。

从此以后，再也没有游牧民族建立的政权能够对中原王朝构成真正威胁。这个历史转折点，深刻影响了此后两个多世纪的亚洲历史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