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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美国驻华公使年表
晚清中国驻美国使臣（公使）年表
中西各自的“三十年战争”与秩序重建
大明万历四十六年四月十三日，即1618年5月17日，在东北赫图阿拉建立后金政权两年之久的建州领袖努尔哈赤，正式宣布“七大恨”，起兵反明。因为后金后来改国号为“大清”，所以这场战争通常叫作“明清战争”，直到1644年明朝灭亡和清军入关为止，打了差不多三十年。明清战争爆发之时，在明朝看来，属于东北建州部落的女真人造反，是一场内乱，所以明朝组织了属国朝鲜和属部叶赫等力量联合明军齐往镇压。随着战事的推进，明朝部队在萨尔浒等战斗中接连溃败，锦州和沈阳等重镇陆续陷落敌手。1636年，后金大汗皇太极在沈阳称帝，建号“崇德”，改国号“大清”，进一步同明朝争夺天下，且于同年冬征服朝鲜并将其纳为大清属国，势力日壮。1644年夏，李自成起义军攻占北京城，崇祯帝自缢于煤山，明朝土崩瓦解。多尔衮趁机率军南下，联合守卫山海关的吴三桂，击败了李自成部，占领并迁都北京，开始了大清王朝对中国的统治。
就在努尔哈赤起兵反明六天后的1618年5月23日，远在欧洲的神圣罗马帝国的诸侯国波希米亚的首都布拉格，也发生了一件造反的大事。当日早上，一批备受新任国王斐迪南二世（Ferdinand Ⅱ）压迫的新教徒，冲进布拉格城堡的会议厅，将国王派的两名钦差和一名秘书，从三楼窗户扔了出去，这就是著名的“布拉格掷窗事件”。这三人从差不多21米高的地方落到了肥料堆上捡了条命，仓皇跑回朝廷汇报布拉格的叛乱，斐迪南二世马上开始了镇压行动，内战爆发。次年，斐迪南二世成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波希米亚的内战遂迅速蔓延到了欧洲很多国家，包括奥地利、法国、丹麦、瑞典、荷兰等等，演变为一场国际战争，一直到1648年为止，打了整整三十年，即著名的三十年战争。1648年诸国在威斯特伐利亚（Westphalia）地区签订了一系列条约，结束了三十年战争，也同步结束了西班牙与荷兰之间自1568年爆发的八十年战争。这些条约统称《威斯特伐利亚条约》（Treaty of Westphalia），其最重要的遗产就是以条约的形式确立了欧洲诸国拥有彼此平等而独立的主权和领土，奠定了主权国家体系，成为欧美国际法的一个中心原则。
同样在17世纪初期的这前三十年里，英国开始在北美洲积极建立殖民地。1492年哥伦布在西班牙王室支持下越过大西洋抵达美洲，两年后的1494年，西班牙与葡萄牙这两个海洋强国在教皇亚历山大六世（Alexander Ⅵ）的调解下签署了《托尔德西里亚斯条约》（Treaty of Tordesillas），以佛得角以西370里格（1里格为3海里，约5.56千米），也就是格林尼治体系内的西经46度左右的经线为子午线，来将新的世界领土一分为二，这条“教皇子午线”以西的新领土归西班牙，以东的归葡萄牙，西班牙由此获得了殖民美洲大陆的优势。但是，英国、法国、荷兰、瑞典等新崛起的国家均不承认此种瓜分，纷纷参与到殖民新大陆的行列中去。1607年5月，英国在早就于1584年开始着手经营的北美弗吉尼亚（Virginia，即“处女地”之意）目标殖民地区内，建立了第一个永久殖民点詹姆斯敦（Jamestown）。1619年，即明清战争和三十年战争已经分别在中国和欧洲打响之时，第一批有档案记载的非洲奴隶被运送到詹姆斯敦附近，开始了在这一海岸持续二百余年的黑暗的奴隶贸易。1620年11月，一艘名为“五月花”号（Mayflower ）的船载着102名英国清教徒（Puritans）在前往詹姆斯敦途中受大风影响，停靠在科德角（Cape Cod），从这里登陆并建立了英国在北美的第二个永久居民点普列茅斯殖民地（Plymouth Colony）。“五月花”号的乘客在登陆以前，由41名男子签署了一份公民协约，即著名的《五月花号公约》（Mayflower Compact ），确立了依法自治的原则，对日后美国的政治和社会文化影响深远。
到明清战争和三十年战争双双结束的1648年，英国、荷兰与瑞典等几个新兴的欧洲势力已在北美洲大西洋一侧的东北地区，从马萨诸塞到弗吉尼亚，建立了八个殖民地（英国占六个），奠定了“新英格兰”的领土、政治、社会和宗教文化基础。另一个迅速崛起的国家法国，此时也已经从北美原住民手中占领了从魁北克到五大湖地区的大量土地。在1620到1640年之间，大约有八万名英格兰清教徒移民到了从西印度群岛到弗吉尼亚再到马萨诸塞这一长长的北美洲沿海地区，其中两万多移民到了今天的波士顿海湾地区，这就是美洲早期殖民地时期的“大移民”浪潮。对英法等国家而言，一块全新的土地正在走向其文明的怀抱之中，而这块他们眼中的新大陆也孕育着一个新的国家，即1776年开始走向独立的美国。
从1618年到1648年这三十年，中国和西方诸国都各自处于一场帝国之内的巨大战争中，战争都指向帝国内部政治秩序和外部国际秩序的重建，然而重建的原则截然不同。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条约》，对神圣罗马帝国、欧洲诸国、罗马教皇以及嗣后欧美国际法和国际秩序而言，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主权国家的概念从此日渐风行，并在19世纪伴随着欧洲殖民主义抵达中国和中国周围的国家，最终于20世纪中后期彻底确立了在全球国际秩序中的统治地位。
在中国，1648年是大清顺治五年，在经过差不多三十年的战争以后，除了王朝鼎革之外，其余的内政外交方面，并无根本的变化。一个旧的帝国倒下了，一个新的帝国正在站起来，多少沿袭着中国历代王朝走马灯一样的路数。然而，清朝此后因各种原因不断地开疆拓土，最终在18世纪后半期建成了一个比明朝要广阔许多的多民族统一国家，极其深刻地改变了中国的面貌，更对20世纪中华民族的形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对外体系方面，清朝并没有推行欧洲国家的海外殖民地策略，而是沿袭明朝的做法，与朝鲜、越南、琉球、苏禄（今菲律宾苏禄群岛一带）、暹罗（即今泰国）、南掌（今老挝琅勃拉邦）、缅甸等周边国家以及荷兰等西洋国家建立了一套包括朝贡和跨国贸易在内的宗藩朝贡体系。中国自认为是这一国际秩序的中心与文明中心，诸国都是外藩朝贡属国。清代中国的这套国际秩序，极大地影响了19世纪以来东亚、东南亚和内亚等很多国家的命运以及地区国际秩序。
中西大秩序的相遇
中国和西方各自的国际秩序，自17世纪初期逐步确立以来，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并没有什么交叉和重叠。中国的天下世界有其非常成熟的运作尺度，和同时代的西方秩序没有任何关联，中国自身也不以西方日渐开始界定的“亚洲”或者“东亚”作为其在以欧洲为中心的全球地理认识体系中的自我标志。然而，一百多年后的1793年，即中英鸦片战争爆发四十七年前，这两套国际秩序发生了一次比较剧烈的冲突，且冲突在鸦片战争以后日益增加，最终以中国为中心的国际秩序在19世纪结束之前彻底退出了历史舞台，而中国也开始全盘接受西方的一整套国际秩序，逐步整合自身与“东亚”“东南亚”“内亚”以及整个世界的秩序，也彻底认同了近代西方的种种话语体系。
1793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那一年是乾隆皇帝（1711—1799）统治大清国的第五十八个年头，也是英国国王乔治三世（George Ⅲ，1738—1820）在位第三十四年，美国独立后第十七年以及首任总统乔治·华盛顿（George Washington,1732—1799）在任第五年。这一年的9月14日，乾隆皇帝在热河行宫接见了乔治三世派遣来华的英国使臣乔治·马戛尔尼（George Macartney, 1737—1806）一行。
华盛顿领导的美国独立革命，使乔治三世的大英帝国丧失了苦心经营一个半多世纪的富庶的北美殖民地，更使得1600年成立的英国东印度公司（British East India Company）在全球的生意受到很大影响，发展亚洲地区的贸易，特别是拓展对华贸易，成为英国推动海外贸易的重要日程。1773年以后，该公司已被英国国会主导，成为英国王权在印度以及中国地区开展对外活动的代理人。1792年，在美国新英格兰地区开始创设“哥伦布日”庆祝哥伦布“发现新大陆”300周年的这一年，乔治三世任命马戛尔尼为大使，借庆祝乾隆皇帝八十万寿为名，前往中国交涉拓展英国在华贸易范围以及派代表常驻北京等事宜。中国方面认为这是“英吉利国”首次正式来华“朝贡”，上下做了一番准备，乾隆皇帝还特别指示沿途省份的地方官要好生接待英使一行，但也不能铺张过头，导致其藐视“天朝”。
抵达中国以后，马戛尔尼一行就觐见乾隆皇帝时的叩头礼仪一事，同中国方面发生了争执。中国官员要求马戛尔尼对皇帝行三跪九叩大礼，后者认为这是很不平等的一种礼仪，于英国国体有损，不能施行，但倘若必须如此行礼，中国与马戛尔尼同级的大臣亦要对着英王乔治三世的画像三跪九叩。马戛尔尼坚持不下跪，焉何不跪呢？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以来主权国家平等的理念使然。中方为何坚持马戛尔尼等人要跪呢？此系天朝体制，历来如此，马戛尔尼既然是英王“贡使”，那么贡使都要跪拜磕头的，和朝鲜、越南、琉球、暹罗等国家的贡使一样。不要说贡使，三年前的1790年，越南国王阮光平亦亲自来朝跪拜，何况区区一个英国贡使乎？争执到后来，乾隆皇帝允许马戛尔尼一行单膝跪拜，算是一种怀柔外夷的折中策略（图1.1）。但是，乾隆对马戛尔尼提出的扩展贸易范围和派使常驻北京等条件，一概予以拒绝，并下了一道长长的圣旨给乔治三世，逐条驳回了其请求。英国使团的使命，于是彻底失败。
图1.1 1793年9月14日乾隆皇帝在热河接见马戛尔尼使团。
马戛尔尼一行不是英国第一次尝试拓展对华贸易，在他之前有1757年前后试图把贸易扩展到宁波港的英商洪任辉（James Flint，1720—？），在他之后有1816年英国的阿美士德（William Amherst，1773—1857）使团，都失败了。早在洪任辉事件后，清廷就明确了西洋商人只能在广州一口通商贸易的体系，卖出买入也必须通过中国的“十三行”商家来完成。马戛尔尼使团的失败，并非由于叩头礼仪之争，而是因为英国背后的国际秩序完全不能够为中国所接受，乾隆在给乔治三世的回复中对此做了非常清晰的阐述。
乾隆皇帝接见马戛尔尼一行的时候，使团中间有一个12岁的小男孩乔治·托马斯·斯当东（George Thomas Staunton, 1781—1859），是马戛尔尼使团的秘书乔治·伦纳德·斯当东（George Leonard Staunton，1737—1801）的儿子。小斯当东聪明伶俐，在乘船赴华途中，跟着船上的中国师父学习了一些汉语，抵达热河后竟然可以用汉语简单对话，也能写一些汉字给中国官员看。82岁的乾隆皇帝对这个12岁的小孩子十分喜爱，把随身携带的荷包等物品赏赐给了他。小斯当东日后成为英国东印度公司驻香港和广州的文员，并翻译了《大清律例》和其他很多的中国作品，成为一名著名的中国专家。1816年他作为阿美士德使团的秘书前往北京，却照样发生了跪拜礼仪之争，并遭遇了比1793年随乃父之行还要巨大的失败，乾隆皇帝的儿子嘉庆皇帝甚至没有接见他们。1821年，非常热爱中国文化的小斯当东将清朝大臣图理琛出使当时位于俄国的土尔扈特部的记录《异域录》翻译为英文出版，他在译者前言中评论说：“就世界文明之邦的尺度衡量，中国的确是非常低的。”1840年4月，年近花甲的小斯当东作为大英帝国为数极少的精通中文的中国专家在英国国会发表演说，表示赞成对华动用武力扫除交涉障碍，推动了国会以微弱多数通过了对华动武的提案，此即鸦片战争。鸦片战争改变了中国，改变了中英关系，改变了中国的世界秩序，也改变了中国人进入“近代”后的一切。
今天的我们常常批评乾隆对待马戛尔尼使团的态度，甚至将他的圣旨中的一些话截取出来加以嘲笑，例如“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云云。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我们这些现代的中国人，完全彻底地接受了马戛尔尼所生活的后威斯特伐利亚世界里的话语与文明尺度，我们自己就是不同程度的马戛尔尼，也是不同程度的小斯当东，认为清朝错失了一个走入“近代”文明的机会。假若文明可以用东方与西方二元来简单划分的话，20世纪以来的中国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沿着这种轨迹，清朝在我们今天很多人的理解与描述里，大多数情况下仍旧是闭关锁国和保守孱弱的。事实上，我们往往忽略了站在马戛尔尼事件背后的清代中国的世界秩序，这一秩序至少自明朝以降已经运行了数百年，乾隆时期的中国也完全浸淫在这套体系之中，并通过种种手段维系其运作，假如没有欧洲殖民主义渗入的话，这套体系很可能将会持续运作下去。要理解清代中国的世界秩序以及19世纪中外秩序的剧烈冲突，我们首先应对清代历史有一个相对明确的认知。
重建近世中国
在笔者看来，我们最好用一种较长历史时段的眼光，来观察近世中国历史的开端。这里的“近世史”，不同于我们平常谈论的“近代史”，虽然在英文表述上都可以用“modern history”一词概括。因为“近代”这个词，有比较强烈的追随近代欧美历史的色彩，并且派生了许多诸如“近代化”“近代性”之类的词语。在中国，学界曾长期将中英鸦片战争发生的1840年作为近代史的开端，西方的许多有影响的历史著作则喜欢把中国近代史的开端放在1800年这个在纪元上具有标志性的年份，但就其逻辑而言和中国的分期法并无二致，都是建立在一种中西差序文明的认知之上（本书后文对此有详细分析）。这种由“前近代”迈入“近代”的叙述方式，也同样被运用到中国周边许多国家的历史之上，大体而言，其标准都是欧洲势力的到来，具体表现是双方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例如，在日本，这一转折点可置于1853年美国舰队到来及1854年日美《神奈川条约》；在泰国，可以置于1855年与英国签订的《包令条约》；在越南，是1862年与法国签订的《第一次西贡条约》；在朝鲜半岛，是1876年朝日《江华岛条约》。这种转折点，经常被称作某国打开了某国的大门，背后的含义是被打开者之前处于一种闭关自守的状态之中。然而，如果我们抛却这种从中西“文明”的对立以及以西方文明为中心的差序文明格局的角度，并着眼于中国历史自身的演变轨迹的话，那么我们看到的近世中国会大不一样。鸦片战争以来的“近代史”我们要讲，稍大一些的“近世史”也应该讲。
笔者这里所说的中国近世史，开始于17世纪初，也就是明代末期的时候，比鸦片战争的发生提早大约两个半世纪。为什么要放在17世纪初呢？从中国本国历史的角度来考察，这个时期东北的女真部落开始迅速崛起，在17世纪第二个十年建立了金国（后金），17世纪30年代发展为大清国，1644年入关统治中原，随后开疆拓土，逐步将东北、蒙古、新疆、西藏、云贵、台湾等若干广袤的地域清晰地纳入到中国版图之中（图1.2）。到了乾隆朝末期的18世纪90年代，清代中国已经成为一个多民族、多文化渐趋融合的大一统的、连接欧亚的庞大的国家，奠定了20世纪中国现代国家形成的基础。另外，17世纪初也是中国同西方开始日渐频繁的交往的时期，主要是欧人的东来。对于这一点，中国学者，例如郑鹤声，早在20世纪40年代就已经阐述得相当清晰了，而郑鹤声也恰是主张近世史始于明末清初的代表学者，但就“近世”这一中文术语而言，民国初年已经有学者将1644年到1911年的清代视为“近世”时期了。现在很多中外学者都将明末清初视为中国近世史或近代史的开端，例如日本学者岸本美绪、美国学者史景迁（Jonathan Spence）等等。在笔者看来，中国内部开始的变迁是界定中国进入近世时期的最重要的尺度。
图1.2 北京国子监的乾隆二十年（1755年）御制平定准噶尔告成太学碑，是清代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建立过程的历史明证。笔者2019年12月12日摄。
在中国，凡是学过一套中国朝代历史更迭的人，通常都会把清代排在这条更迭线索之末，清代看上去和明代乃至之前的朝代并无本质差别，这个自然是有道理的，因为中国文化很多方面是一脉相承的。然而，清代治下的中国同明代相比，已经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今天的我们，在经历了20世纪的种种十分剧烈的再造中国国家和知识构建的运动之后，经常忽略这种不同，甚至意识不到，导致很多理解和论述动辄出错而不自知。从这个角度来看，作为当代的中国人，活在当下中国历史的发展长河之中，要很好地理解已成既往的中国历史，特别是近世中国历史，其实并不比别的国家的人来得容易。
我们可以通过一个通俗的例子，来说明这种差别与挑战。比如，我们今天看来，清代的皇帝和明代的一样，都是君临天下之主，不过其是满人而已。刻下流行的有关清宫的影视剧中描述的皇帝，便是这种单一的天子角色。实际上，虽然大家都知道皇帝的天子身份，但是由于中国当时已经融合了很多民族的文化和历史，很多不同地方的民众在自身的社会文化情景中理解清帝具体角色的时候是存在差异的。例如，清代的乾隆皇帝这位自20世纪后半期以来在中国影视作品中大红大紫的主角，当时起码身兼四种混一的角色：对于崇奉孔孟程朱的知识分子群体而言，乾隆皇帝是天子、皇帝，自然也是君、是父；对于满人这个清代统治集团而言，他除了是皇帝、君父之外，也是八旗中的上三旗（镶黄旗、正黄旗和正白旗）的旗主，或者家主；对于蒙古外藩部落而言，他是大汗；对于藏地信仰藏传佛教的人而言，他是文殊菩萨的化身。例如，北京著名的藏传寺庙雍和宫内的清帝画像，便是以文殊菩萨的形象出现的；而有清一代，历代达赖喇嘛一直称呼清帝为“manjusiri dergi han”，字意是“文殊师利上汗”，汉译过来就是“文殊师利大皇帝”，所谓“文殊师利”就是佛教四大菩萨之一的文殊菩萨，而藏传佛教中影响最大的格鲁派（即黄教）的创始人宗喀巴大师（1357—1419）就被视作文殊菩萨的化身。文殊菩萨的道场在山西五台山，这就是为何有清一代五台山香火特别旺盛的一大原因。清代皇家信仰西藏黄教的人很多，这也是为何清代从盛京（即沈阳）到北京和热河等地，修建了一大批藏传佛教寺庙的缘故。
可见清代皇帝这个角色也并不好当，仅就文化学习而言就是一项苦差事：不仅要勤勉学习满、汉、蒙、藏、回等诸多文字，还要处理有关政治和宗教的很多事务（图1.3）。大约也正是因为诸如此类的缘故，清代入关以来，不算末代皇帝溥仪，自第一代的顺治皇帝至第九代的光绪皇帝，均是夙兴夜寐、勤勉非常之人，可以说没有出过一个昏君，这在中国历史上是旷古空前的。当然，清朝皇帝的这几种角色并不冲突，是完全合一的，普天之下都认可清帝的皇帝地位，这种多种角色的混一只是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具体呈现之一，也是近世中国发展变化的历史明证之一，并不是要反过来抹杀多元文化中的哪一种或哪一类。类似的现象在文化多元的中国素来是不缺乏的，例如热爱道教的宋徽宗就曾自许“道君皇帝”，要做道教教主；而喜欢舞枪弄棒的明武宗曾自封“威武大将军”，做统领天下兵马的总兵官，等等，但这都并不妨碍其君临天下的皇帝身份，因此若以偏概全的话，就一叶障目不见泰山了，放在清代自然也是一样的道理。
图1.3 河北承德避暑山庄（热河行宫）正门丽正门的石匾额。笔者2015年摄。从右至左分别是满文、藏文、汉文、维吾尔文、蒙文，实则并无等级秩序，只在表明多元中国的大一统。这种多民族融合的表现在清代以来的中国特别多，乃至于今天中国的人民币纸币上仍有五种法定的语言文字，包括汉文、蒙文、藏文、维吾尔文和壮文。美国发行的纸币上除了面额1美元的纸币背面有三句拉丁文之外，都只使用英文一种语言。
当时的中国已经是这样一个多元的社会，所以我们现在不应当只从天子或皇权这个角度来观察清朝皇帝以及整个清代社会，而应该从中国的文化多元性上加以理解，从中窥见中国历史自身的发展轨迹。同时，我们也会明白现在很多边疆地区的复杂问题究竟是怎样造成的，也会了解我们所继承了的近世中国曾经是如何运作的。唯其如此，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为何维系中华民族的统一、团结和安定，对今日中国而言是头等重要的大事。
近世中国的多元化，使学者们可以从很多不同的角度去做考察，但很多考察的结果并非不刊之论。20世纪末期，美国的历史学界出现了几位利用满文来研究清代历史的学者，他们很注重强调清朝作为满人统治的国家的层面，其研究路数被称为“新清史”。所谓的“新”，简单说来，就是注重满文资料和满人自身的风尚传统，这一点无论对中国还是日本的学者，都是上百年前的事情了，无所谓“新”可言。然而，“新清史”的出现，令中国很多人神经紧张，觉得这种强调满洲因素的路数会抹杀中国历史等等。其实大可不必恐慌，著名的清代学者龚自珍（1792—1841）早就说过：“大清国，尧以来所谓中国也。”龚氏此言，对“新清史”而言，足为釜底抽薪。满语至今仍是一部分中国人日常生活中的语言，现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的锡伯族同胞，其母语锡伯语几乎和满语一样，他们的祖先是乾隆中期即1764年前后从东北迁到新疆戍边的。1949年以来，中国很多清朝的满文档案主要是依靠为数不多的几名锡伯族学者辛勤翻译为汉语的，他们中有六位还是当年周恩来总理特意从锡伯自治县调到北京的。清代乃是中国历史上的正统王朝，它深刻改变了中国本身的面貌，而中国历来都是一个多民族、文化多元的国家，任何片面的观察都可能导致偏颇。例如现在中国颇有一些人要通过发起所谓“汉服”运动，追求复古，四处鼓动宣传，其实是一种短视的体现，完全不懂得至少自17世纪以来中国国家和社会发生的巨大变化，更不晓得这样的运动是在开中国历史的倒车，对我们当前的多民族统一国家和多元融合的社会文化并无多少裨益。
中国秩序的运作：天朝上国与外藩属国
清代中国有两个中央机构负责外事，即理藩院和礼部。理藩院的前身是蒙古衙门，建立于1636年前后，在1638年正式改名为理藩院，主要执掌蒙古各外藩的事务。在入关后，也负责新疆等地回部事务，以及与俄罗斯相关的事务，所以一直到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前，俄罗斯同中国的交往都是通过理藩院来进行的。其实除了俄罗斯之外，理藩院主要处理的是中国版图之内的民族事务，并不是对外国的外交事务。所谓“理藩”的“藩”，就是指“外藩”，而“外藩”这个词，清代既用来称呼蒙古各部，即外藩蒙古，也用来称呼朝鲜、越南等国家，即外藩属国，其使用情景是有本质差别的，清代朝廷和负责官员并不会将其混淆。
当时真正负责国家间外交的机构，是中央六部之中的礼部。礼部设有四个司，叫“清吏司”，包括仪制清吏司、祠祭清吏司、主客清吏司、精膳清吏司，分别负责典礼、仪轨、学校、科举考试等等事情。其中的主客清吏司，是负责中国同外藩属国事务的主要机构，管理朝鲜、琉球、越南、缅甸、苏禄、英国、法国、荷兰等国家对中国的朝贡事宜。理藩院负责的政治单元和礼部负责的政治单元，经常可以在北京或者热河互相见面。例如1780年，朝鲜的知识分子朴趾源，跟随其担任朝贡使团正使的堂兄朴明源，来华庆贺乾隆帝七十万寿，就在热河行宫见到了蒙古各部和回部的王公，并且有幸见到了六世班禅额尔德尼。
在这么多的政治单元中，差不多所有的外藩朝贡者，在清朝的政治语言中，都是以“远人”的身份出现的，他们赴华朝贡和贸易，动辄被描述为“万国来朝”“倾心向化”等等，以突出中国的文明中心地位。“远人”是一个政治文化上的概念，其身份的认同，取决于同中国在政治文化上的关系，并不取决于同中国在地理上的远近。“远人”诸国中最为突出的一个国家恰是跟清朝崛起时候的大本营地理距离最近的朝鲜王国，下面我们以清朝和朝鲜的交际为个案，来观察一下这套跨国体制的常规运行秩序。
朝鲜在中国的文化秩序中位列“东夷”，在明清中国的宗藩政治话语中，朝鲜一直是“远人”“远国”“偏壤”等等，以期凸显中国天下文明中心的地位。朝鲜王朝建立于1392年，是高丽王朝的大将李成桂创建的政权。同年，李成桂遣使赴南京觐见明太祖朱元璋，请求册封国王，建立宗藩关系，以便正名，让他的政权合法化。朱元璋虽然选择了“朝鲜”作为李成桂政权的国号，但总觉得李成桂是篡位，不愿意册封他为国王，但到了朱元璋的孙子建文帝和儿子永乐帝的时候，在1401年和1403年两次正式册封了李成桂的儿子李芳远为朝鲜国王，赐给朝鲜国王明朝的亲王服制，正式建立了宗藩关系，双方之间的君臣父子等级关系也得以确立。朝鲜更把明朝的一整套治国方法，从孔孟程朱到科举考试和天文历法以及法律法规等等，悉数引进，从根本上打造了一个小中国，自号“小中华”，引以为傲。16世纪90年代日本丰臣秀吉侵略朝鲜，即朝鲜的“壬辰卫国战争”，明万历皇帝派大军入朝，拯救了朝鲜八道于危亡，从此朝鲜更奉明代中国为对其有“再造之恩”的“父母之邦”，年年遣使北京朝贡。这是自春秋战国以来的“事大字小”原则的典型体现，即小国服侍大国、大国保护小国。
清/后金政权在入关之前，在与明朝的战争之中于1627年出兵打败了朝鲜，两国建立了兄弟关系（后金为兄，朝鲜为弟）。1636年皇太极称帝之时，在场的文武大臣都施三跪九叩礼，这是清朝自创的一种最高等级的礼仪，但在场的两名朝鲜信使拒不下跪，不承认皇太极的皇帝地位，朝鲜国王李倧也不承认。于是，皇太极挥师东征，于1637年初征服了朝鲜，李倧投降，在汉江南岸的三田渡地方对皇太极行三跪九叩礼，朝鲜从大明的藩国转变为大清的藩国，双方从兄弟关系变成了君臣父子关系（图1.4）。自1644年清从盛京（即沈阳，清朝改沈阳为盛京）迁都北京城，至1895年《马关条约》结束宗藩关系，朝鲜的贡使年年赴京朝贡，是诸多外藩属国中最为频繁的一个。贡使觐见皇帝时，都要施行若干跪拜叩头的礼仪，以一种模范的作用，强化了“外夷”恭奉天朝中国的行为，这一重要作用早在明代的时候就十分明确，而清代作为满人建立的王朝，对此点更为重视。另一方面，中国也可以不断通过对朝鲜的恩赐和怀柔，来昭显“怀柔远人”的天朝体制。所以，朝鲜是清代宗藩体系中的模板，是一个标尺。
图1.4 南汉山城南门至和门及其城楼。笔者2010年摄。
在北京看来，其他国家都应该按照朝鲜谨守礼法的行为，虔心向化，敬奉天朝这一文明中心。如上文所言，1793年英使马戛尔尼访华时曾围绕着是否要对乾隆皇帝施行三跪九叩之礼同中方发生了冲突，后来乾隆皇帝同意英使以单膝跪地行礼，但英使的外交和商务使命均告失败。天朝上国并未因为失去了一个不识时务的马戛尔尼而感到有任何的不妥。马戛尔尼走了以后，朝鲜使臣仍旧年年进贡磕头。在这年复一年的进贡磕头的背后，中朝两国在君臣道义上也紧紧地捆绑在一起，中国的天下秩序也得以体现和巩固。
图1.5 18世纪朝鲜《燕行图》。画面中是奔赴北京朝贡的使团，右上角有“朝贡”二字。
朝鲜在1637年之后长达一百多年的时间内，内部都将清人视为胡虏，十分轻视清人，更视清军入关是以明朝为代表的“中华”之亡，认为自己作为“小中华”才是天下最文明的所在，甚至有人一度号召朝鲜北伐，反清复明。然而，在与清朝的现实交往中，朝鲜却从未公开表露过对清朝的不满，而是频繁地赴京朝贡，因为说到底自明朝以来就是中国的皇帝册封朝鲜的国王，后者的政治合法性来自中国天子和王朝的认可与支持，因此现实中否定清代中国是根本不切实际的（图1.5）。
朝鲜频繁遣使赴华朝贡，除了维系“事大字小”的双边义务和刺探中国情报之外，也是有极大经济驱动力的，很多人都是为了去北京或在沿途做生意。朝贡与贸易、礼仪与货殖、政治与经济，都是一个硬币的两面。朝鲜的贡使团，原本正员定额只有30人，但实际上北京对其他国家的朝贡使团的员额有严格限制，唯独对朝鲜使团的从人人数没有限制，所以往往很多朝鲜正副使的亲朋好友，连同若干朝鲜商人，纷纷以从人身份，跟着使团前往中国观光和贸易。这使得每个使团动辄二三百人，再加上二三百匹驮马、手推车、各式旗子和木牌等物，一行总是浩浩荡荡，所过之处人马喧腾，热闹十分。例如，1777年的一个谢恩使团总计在册的有310人，1889年的一个庆贺使团在册的总计311人，这都还不算没有在册的仆人之类。即便放在现在，一个三百多人的使团，规模也是很庞大的。因为朝鲜赴京的使团出使频仍，结果往往是前一个使团还没有从北京回来，后一个使团已经从汉城出发了。
这些赴京使团沿着陆路，从汉城出发后，经过平壤，抵达义州府，然后渡过鸭绿江，步行几十里后，进入位于今天丹东市境内的柳条边栅门，进入凤凰城，清点人马后，继续启程前往盛京，随后转经山海关，经通州，抵达北京。全程3 000多华里，一般要历时两个月左右。清军入关之后不久，清廷即封禁了东北地区，以柳树和壕沟从东面的凤凰城绕过盛京以北然后到山海关长城附近，筑起了一道全长接近2 000千米的边墙，不许汉人进入，而朝鲜使臣作为藩国贡使，却可长驱直入。按照礼制，朝贡的藩属国，抵达中国边境后，须先向地方督抚报道，例如琉球须在福建向闽浙总督报道，越南须在广西向广西巡抚和两广总督报道，然后由这些督抚派人护送入京。朝鲜是唯一的例外，其贡使不需要向路过地面的盛京将军以及直隶总督报道，可以大摇大摆地直抵京师，这确属天朝的“格外恩典”。这些贡使们基本上也不需要中国方面派兵护送，因为赴京之路走得太熟。
进入北京之后，这些使臣就入住外藩使臣来京的官方旅店—会同四译馆。中国主管对外交往的礼部，连同户部、工部、兵部、内务府、光禄寺、都察院、顺天府、步军统领衙门等等一干机构，负责招待使团所有人员的住宿膳食等事务。这是一项很大的招待工程，不仅需要准备很多餐桌，以及大量鸡、鸭、牛、羊和瓜果时蔬，有时候也需要准备很多临时的大帐篷招待多出来的人员，对清政府而言这属于完完全全的赔本买卖，负担很重。本来，按照宗藩礼制，入住四译馆之后，总有步军统领衙门的士兵负责把守，入住人员不得外出四处走动，但朝鲜使臣和从人们，因为年年来京，彼此熟悉得很，所以到京后四处游走的，着实不在少数。清廷一度有所管制，后来不得不流于形式。我们现在可以看到若干当时使臣和中国文人大臣们的诗歌唱酬，就是在这种几乎不分你我的情景下发生的。
清朝时期，朝鲜的赴京使臣在二三百年之间留下了数百卷旅行日记，合称《燕行录》，是现在学者观察当时情形的第一手资料。这些朝贡使臣都是恪守孔孟之道的文人，本着本国“小中华”的心态轻视清朝，因此很长一段时间是不屑于同清朝人进行文化交流的，到了北京后就闭门不出。到了乾隆年间，朝鲜使臣意识到了清朝不仅不会像朝鲜一直想象的那样因所谓“胡虏无百年之运”而倒台，反倒在现实中日益变得繁荣强大，远非朝鲜可比，因此他们开始走出行馆，积极同中国知识分子进行交流，且不分满汉，由此开启了双边交往的另一个长达百余年的传统。朝鲜王朝的官方语言是文言汉语，虽然发音与中国不同，写法却是一致的，因此双方知识分子可以笔谈，也就留下了大量的笔谈记录。《燕行录》绝大多数都是以汉语写成的，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朝鲜半岛南北两个政权开始推行本民族的语言文字谚文，而谚文在写法和语法上都和汉语差别很大，所以现代的中国人阅读《燕行录》反而比朝鲜半岛上的人容易许多。
在北京期间，使团的正副使等人忙着和清廷打交道，演习礼仪，觐见皇帝。而从人和商人等人，则忙着在会同四译馆和中国的商人们交易，一片讨价还价，好不热闹。这种市集，别的国家只能享受三五天，而朝鲜和琉球却不设时限，往往喧腾十几天到几十天。朝鲜的高丽纸、人参之类，中国江南的丝绸、瓷器等等，均可利用这一大好时机，彼此买卖流通。这些朝鲜的商人们，在来北京之前，已经先后在栅门和盛京等沿途的地方做了一些生意；待他们回去的时候，还要沿途做一些生意。天朝恩典，这些生意对朝鲜都是免税的，所以从这个角度上看，正可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在顺治以前，清朝的钦使团到朝鲜的时候，还是可以做生意的，但顺治皇帝明令禁止后，清朝赴朝鲜的使团，不仅人数上只有二三十人，更不允许在汉城等地从事任何商贸活动，事毕即旋。后来，清朝的钦使抵达汉城之后，基本上就是在汉城西门郊外的慕华馆一带（今首尔独立门附近），以及朝鲜王宫景福宫内举行相关的礼仪，而后就是待在官方旅店南别宫之内，和国王举行几次茶宴，最后沿着陆路返回北京，每次也就能在汉城待上三四天的光景而已（图1.6）。
图1.6 清雍正时赴朝鲜的钦差敕使阿克敦（1685—1756）归国后命人所画的《奉使图》内的一幅，展示了在汉城时朝鲜国王款待阿克敦的画面。
连接汉城、盛京和北京的这条陆路朝贡路线，以朝鲜商人为主力军，带动了沿路很多城镇的商业繁荣。这条路线，在朝鲜19世纪70年代开放通商口岸之前，是东亚近世历史上最为繁华的跨国长途贸易路线。而这条路线的南端，以朝鲜和日本的交往为途径，经过釜山，连接上对马岛、长崎、大阪、京都、江户（即今东京）。日本出产的大批白银，就是经过对马岛和朝鲜之间的商贸，流入朝鲜，进而通过朝鲜贡使团，流入中国的。根据韩国学者的研究，在18世纪内朝鲜使团每年输入中国的银两在50万到60万两之间，推动了中国康雍乾时代繁荣局面的出现。
重审清代的“闭关锁国”
上面提到的宗藩体系下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商业往来，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理解很多相关的问题。我们很多人都认为鸦片战争之前的清朝是“闭关锁国”的，推行“广州一口通商”的政策，其实这是一个误解。所谓广州一口通商，只是指中国对“西洋”诸国在广州通商，而不是对所有外国都在这一个地方通商。在宗藩体制内，北京对来华“朝贡”和“互市”（即做生意）的外国，均有具体的指定区域和进京路线，英国、法国等“西洋”诸国，要到广州，经过中方的“十三行”等官商来同中国人贸易；琉球要先到福建，越南要先到广西，而后沿着进贡路线进京贸易，如此等等。英、法、荷兰等欧洲国家，按照规定只能前往广州贸易，不能就此认为整个大清国就广州一个口岸在对外开放。其实，清朝在东面同朝鲜紧密联系，在南边同西洋诸国、越南、暹罗、琉球等国相联系，在西北和东北同俄罗斯相联系，商贸往来非常频繁。从这个角度观察的话，清代中国一直都是一个开放的国家，并没有闭关，更没有锁国。鸦片战争直接改变的，不过是西洋诸国通过获取其余通商口岸来扩大商贸交往的地域而已，清廷当时之所以不认为鸦片战争有多么重要，和其在天朝体制内的宏观看法有着密切的关系。就晚清中国而言，一般流行的说法和印象，也认为鸦片战争后传统的宗藩体制崩溃了，被舶来的条约体系取代，但实际上两个体系在鸦片战争后仍旧同时存在，新体系并未对传统体系造成根本性的动摇。
如果以清代历史来划分的话，中西交通大体上可以分为两个阶段：自清初至乾隆时期为一段，自鸦片战争后为第二段。前一段属于宋元明以降的持续而缓慢的进程，有欧洲商人和传教士来华，带来了相对先进的天文历法等科学技术（图1.7）。这一阶段尤其以晚明来到中国的耶稣会士（Jesuits）同中国朝廷的交流为主，法国国王路易十四（LouisⅩⅣ，1638—1715，1643—1715年在位）派遣到中国的一位耶稣会士甚至用金鸡纳霜治愈了康熙皇帝的疟疾，但到了雍正朝1724年明令禁教以后，这一交流逐渐停止了下来。这一阶段中西国家和政府之间的交往或冲突是极少的，最为剧烈的大约当属中俄在雅克萨地区的冲突和1689年《尼布楚条约》的签订，其次就是乾隆末期马戛尔尼使团的访华了。至于欧洲的传教士，中国朝廷以发挥其才智为主要取向，没有什么鲜血涂地的教案发生。鸦片战争以降的第二阶段，是欧洲国家在自由贸易和海外扩张的推动下强势东来的时期，与中国屡屡发生战争冲突，表现甚属剧烈，昔日对中西沟通举足轻重的传教士转而在新开启的中西国家间外交中黯然失色，而且这一时期的传教士挟不平等条约自重，引发了多种中外矛盾，造成很多严重的教案与外交纷争。中国自秦皇汉武以来，从未与泰西各国有如此大规模的接触，此即李鸿章所论“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期，而中国在这种挑战之下也开始了近代化之路。
图1.7 顺治十五年（1658年）时宪历（乾隆时期为了避乾隆帝弘历的名讳而改为“时宪书”）首页，标明“都城顺天府依新法推算节气时刻”，所谓“新法”即“西洋新法”，是指明朝从崇祯二年（1629年）到七年（1634年）由徐光启（1562—1633）为首的北京历局，在欧洲耶稣会传教士汤若望（Johann AdamSchall von Bell，1592—1666）等人的协助下编成的《崇祯历书》，系统介绍了当时欧洲的天文历法和球面几何计算方法。明朝在用这套新法印行历书前就灭亡了。清军入关后第一次用这套西洋历法来编印历书，即时宪历（书）。
21世纪初，美国经济史学者彭慕兰博士（Kenneth Pomeranz）曾经从全球经济史的角度提出一种学说，认为1800年前后中国（主要是江南地区）和欧洲（主要是西欧）开始向两种方向发展，出现了所谓“大分流”（the great divergence）现象，中国学者附和赞成这种说法的也有不少。实际上，这种观察很大程度上只是基于比较经济模式之上的一种分析，有其非常敏锐的一面，但事情远非如此简单。例如，倘若我们以科技史层面来观察的话，所谓“大分流”是一种和历史真实完全相悖的说法，因为中国在1800年之前早就融合了中亚和西欧的技高一筹的理论和方法，到了1800年以后甚至进一步更新了推步算法，并不存在大分流的现象，恰恰相反，出现的是大合流。假如要从这种合流之中硬性分出上下优劣，可能也是很不合适的。1800年这个以欧美世界殖民扩张史为基准而划定的年限，对在长时段的历史进程中逐步融合进世界秩序的中国而言，并不具备特殊的意义，而这也是笔者提倡1600年以来的近世史的原因。
就此而言，鸦片战争只是以剧烈的军事和外交手段，加剧了中国的这一融合进程，而非这一长久进程的开始，也不是中国人“睁眼看世界”的开始。因此，今天的我们愈是推崇林则徐、魏源等人，愈会强化我们对鸦片战争这一突发的剧烈历史事件的种种后发的解释，愈发执迷于长枪大炮和高楼大厦的近代化理解之中，愈会强化鸦片战争之前的所谓“中国闭关锁国”论以及鸦片战争前后中西分流的全球史理解模式，愈看不到更大的、更长远的中西交通和大合流的历史图景。林则徐、魏源我们要讲，之前的也应该讲。
清代中国一直处于对外交流和兼收并蓄的进程之中，只是前半期被后半期的剧烈变更覆盖了。因为鸦片战争以降中国遭受的种种屈辱，绝大多数都和在与西洋诸国的直接军事冲突中战败有关，而中国近代化的展开，又系欧风美雨东渐的产物，所以我们在思考近代历史的时候，非常容易陷入中西二元体系之内，忘记了其余的很多因素，将“外国”缩小至欧美诸国，主要是英法德美等几个国家，进而强调晚清开启的以富国强兵和机械制造为核心的非常直观的“近代化”的历史呈现，忽略了此前已经开始的、更远的、多层面的历史进程，并把这种片段性的观察结果加于整个中国历史之上，强化了19世纪中国从“前近代”到“近代”的剧烈转变，并盖棺定论。当我们大谈“西化”的时候，脑袋中的参照物便是欧美诸国，背后的逻辑便是中西二元对立。更深一层的话，便是中国老大帝国的保守落后，对比欧美诸国的开放先进。这已经是一种非常片面化的历史观念的体现，常常在不经意间表露无遗，却忽略了当时中国自身在近代经历的天下观念的巨大转换，及由此在近代外交层面产生的种种连锁的剧变和外在表现。20世纪初以来的中国社会，在思想层面上仍旧生活在这一剧烈转变的余波之中，很多知识分子无法跳出这种剧变的窠臼，这其实是难免的，其情景正如靖康之难宋室南渡后南宋士人们对天下剧变的那种强烈的反应，而这种强烈反应之下的话语建设，则将影响后来更多时代的人们对历史的认知。这里不是要说我们不要做近代化的功夫，而是说我们要回过头来，认清晚清中国自身到底是什么样子。今日回顾包括中美关系在内的中外关系，以及反思近代中国历史，尤当以重新认识自我近世历史为宗旨，方能适应明日中国发展大势之要求。
研究晚清中国历史的美国历史学家芮玛丽（Mary C. Wright, 1917—1970），在讨论“同治中兴”时曾指出：“认为中国完全不接受新事物是根本不对的，但是认为那些新事物会在一张白板上发展起来也照样是错误的。”虽然我们上面强调了清代中国的开放，但就思想与文化方面而言，中国是相对独立的，而且具有非常成熟完善的体系，对中国整个知识分子群体的影响十分深刻。雍正朝禁教以来，在华西方传教士的影响力日渐式微，中国对西洋诸国的了解也逐渐减少。清朝康雍乾三朝皇帝，虽然通过服务于清廷的耶稣会士对西洋的国家和知识有所了解，但这种了解并没有成为自上而下推而广之的大众知识。现实生活中，绝大部分通过科举进入仕途的官僚知识分子和封疆大吏，对四书五经如数家珍，但对环球地理知识以及西洋历史的了解相当有限，或者接近于零，天下观念和华夷之辨占据了他们的头脑（图1.8）。这种情况在乾隆中后期清代走向入关以来最为繁荣昌盛的局面之后，变得更为突出。像第一次鸦片战争之时参与中英谈判的钦差大臣耆英（1787—1858）和广东布政使黄恩彤（1801—1883），以及嗣后著书论说的魏源（1794—1857），都是脑袋比较灵活的读书人，而像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被英军俘虏并最终客死他乡的两广总督叶名琛（1807—1859），就属于坚信天下观念和华夷之辨的天子门生。中国在这方面的一个不幸，恰在于喜欢谈义理的人较多，而愿意参与且能够有效处理对外交涉事务之人较少，耆英最后还是因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与英法方面谈判不力被咸丰帝赐死的。
图1.8 《皇清职贡图》之“英吉利国夷人”，清丁观鹏等绘，纸本，设色，故宫博物院藏本。
即便是从鸦片战争以来的历史着眼，中国与西方世界这种大的沟通与交流仍显示出一种长久而缓慢发展的趋势，今天的中国或许是处在这个变迁过程中的比较靠后的部分，但还远未结束。我们常说中国人口多、底子薄，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真实反映。在这样的一种历史背景下，我们可以看到为何直到今天中国仍旧需要保持一个开放的大环境，仍旧需要与海外保持相对稳定的、有活力的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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