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马社香）：朱老先生，您与毛泽民先生仅有一子毛远新，与方志纯女士亦未再有子嗣，您为何愿意将毛远新送往他祖父处居住呢？

朱旦华：你必然曾在社会上读到一些文章，其中不乏有关我再婚的评论，亦有人恶意诬陷我曾在毛主席面前跪地“托孤”，然而这一切纯属无稽之谈。

我与方志纯于1949年端午节在北京喜结连理。而远新在1951年10月自南昌重返北京，就读于育英小学，这一事件与我的再婚事宜并无关联。

至于“跪倒”与“托孤”的传闻，作者本人亦坦承，这些情节乃是为了增强故事的吸引力而虚构。

朱旦华

上个月您前来采访，我曾向您提及，自与老方结为连理后，于1949年6月，我携着一岁有余的方荣欣，一同南迁至南昌。而远新则是在北京育英小学的期末考试结束后的7月底，由警卫员陪同，与方玲芝一同抵达南昌。

在那个时期，干部普遍实行供给制，孩子们平日里食宿均在南昌的八一保育院，唯有星期日方能得以归家。远新被分配至保育院的大班，每日清晨，保育员便会将他送往邻近的法院前小学就读，午休过后，他又返回保育院。

位于法院前的这所小学，始建于新中国成立之前，其设施条件颇为简陋。一间教室往往需容纳两个班级，学生只能分时段上课。此外，师生间普遍使用南昌话交流，这让远新难以适应。与北京育英小学相比，这里的条件实在相去甚远。

育英小学，伴随着党中央从西柏坡迁址至北京，其师资力量亦由组织精心挑选而来。老师们对孩子们的生活与学习倾注了极大的热情与责任心，师生间的关系尤为和谐。班上的同学们，多数自延安中央托儿所起便共同成长，一同历经长途跋涉抵达西柏坡，再携手踏入京城，成为了彼此的知心伙伴。因此，远新总是紧紧地缠着我，不停地闹着要回到北京，重返育英小学的校园。

1951年九月底，我携带着远新一同抵达北京，出席全国妇联的会议。预备会议期间，康克清大姐见到我们，轻轻地抚摸着远新的头顶，关切地说道：“开会带着孩子确实不便，不如让孩子住在我家吧。”当天，远新便跟随康大姐来到了朱老总的家中。从此，他每日的饮食起居便在“爹爹”（孩子们对他的亲昵称呼）的庇护下度过。

数日之后，康大姐再度携远新拜访了毛主席。在主席的寓所中，远新与李讷年岁相仿，两个孩子围绕在主席身旁，欢声笑语，畅谈不休，无形中驱散了自毛岸英英勇牺牲后，毛主席家中所弥漫的宁静与压抑。主席从康大姐口中得知远新是随我一同来京参加会议，便紧紧握住远新的小手，关切地询问起他的近况。

10月12日，全国妇联的会议圆满落幕。在启程之际，我特地前往中南海，先至总司令的住所接上了远新，随后便陪同他一同拜会了主席，此行旨在将远新带回南昌。

主席一见到我的到来，全家都露出了喜悦的笑容。他亲切地询问了我关于南昌的种种情况。在谈到学校教育的话题时，我详细描述了远新就读的法院前小学的实际情况，与北京的育英小学相比，条件确实相差甚远。我表示孩子渴望能够重返育英小学继续学业。

主席凝视着远新，缓缓说道：“是选择留在我身边，成为温室中的花朵，还是跟随妈妈返回南昌，去经历风雨，开阔眼界？”

远新情绪激动，高声反驳道：“我并非居住在此，我的住所是学校，何来温室花朵之称？”

主席以严肃的口吻问道：“你知道吗，何为温室中的花朵？”

远新轻轻摇了摇头：“不清楚。”接着，她噘起小嘴，嘀咕了一句：“听你这么说，显然不是什么好事。”

此话让主席笑出声。

江青将我拉至一旁，低声说道：“自岸英同志不幸牺牲以来，主席几乎未曾展露笑颜，今日却是首次见到他如此畅快地欢笑。主席对这个孩子情有独钟，便请他留在此处，以便时常陪伴在主席身边，与他交谈，相信主席的心情将因此而好转。”

新中国成立之初，我有幸首次遇见了江青。她身着一件蓝色的布拉吉，举止温文尔雅，待人接物极富同理心，给人一种宁静致远的印象。江青深信，让远新留在北京，有助于缓解家中沉重的氛围，对提升主席的心情大有裨益。

我目光投向主席，只见他安坐于藤椅之上，将远新紧紧拥入怀中，并将孩子稚嫩的小手轻放在他厚实的手掌里。他们似乎在继续着一场深入的交谈。我沉思片刻，觉得江青所言不无道理，于是回应她：“一切，就由主席来决定吧。”

江青转过头，对主席说道：“既然孩子心系育英小学，那就让他留在北京吧。”

主席抬首凝视着我，显然是在寻求母亲的赞同。我面带微笑，微微点头，示意一切听凭主席的决断。主席在孩子的肩头轻轻一拍，语气坚定地说道：“那就留下吧。”

远新重返育英小学的校园，周末便与姐姐李讷一同返回主席的身边。当时，干部们实行的是供给制，子女的教育费用无需自付，因此我将远新留在了北京，独自返回南昌。每当学校迎来寒暑假，主席便会派人将远新送回南昌；而在新学期开始前，老方又会安排人将他接回北京。

笔者：自1955年7月起，干部实施工资制度以来，您是否曾向毛远新汇去过学费和生活费？

朱旦华：主席不同意，说泽民牺牲了，远新就是自家的孩子。

毛远新归来。

笔者：十年“文革”期间，您见过毛远新吗？

朱旦华：未曾有过。我因“新疆叛徒集团案”而遭受了长达八年的审查。依据组织规定，身为亲属涉案的领导干部，我必须回避。自那以后，我们便未曾谋面。

1988年3月，杨尚昆同志荣膺国家主席之位。我与杨主席自1947年于西柏坡相会以来，便结下深厚情谊。彼时，他担任中央办公厅主任，而我则供职于中央妇委，两人时常有缘相见。在他当选为国家主席之际，我特地致信于他，提及我儿自秦城监狱拘押已逾十载，身染沉疴，恳请他能够施以援手，让吾儿得以出狱，及时就医。

杨主席对远新可谓了如指掌，自幼便陪伴着他成长。我不清楚杨主席在接到信件后的所思所想，然而很快便目睹了他亲笔签署的“批准在南昌进行保外就医”的批文。

1989年3月17日，远新踏足南昌，暂居于省公安厅招待所。我即日匆匆赶至，欲一睹其容颜。昔日那个二十岁出头的青年，如今已步入知命之年。我竭力抑制住心头的泪水，轻唤一声“远新……”，却再难续言。

旧式军装裹身的远新，迈着坚定的步伐向我走来：“妈妈，您到啦？”

我细致地端详着他，态度既不卑躬屈膝也不傲慢自大，言语简洁，却流露出一种从容不迫的气度。他面带微笑，长时间地紧握着我的手。从他的眼神中，我能看出他依旧保持着往日的风姿，只是岁月在他脸上留下了几道皱纹。他的心态之佳，让我心中倍感欣慰。

朱旦华

笔者：谈了什么？

朱旦华：那日，我们并未深谈。心中迷茫，不知从何谈起，您难以体会我们那时的心境。随后，江西省政府为远新分配了一套住宅，距离不远，他时常前来探望，亦会到医院探访方老。自此，我们才开始围绕关心的话题进行深入的交流。

笔者：您是否了解他在“文革”期间，您与方老所遭受的磨难？

朱旦华：略知一二，却非详尽。随后，远新告知我，大约在1967年年末或1968年初，主席指示汪东兴陪同他前往游泳池，拜访尊敬的长者。当时，主席对他言道：

“中央专案组向我提供了一份文件，内载档案资料显示，1946年返回延安的众人皆已叛变，其中包括您的母亲朱旦华与方志纯。中央已作出决定，将对此事正式开展立案审查。”

闻言，远新顿时感到一阵茫然，内心充满焦虑，不禁追问：“那我的情况呢？我和他一样，也是从新疆监狱释放出来的。”

主席轻声说道：“你尚是孩童，稚嫩的萝卜头，此事与你无关。”

远新步出客厅，发现汪东兴正在值班室内等候。汪东兴询问：“主席是否已经向你传达了？”远新予以确认，轻轻点头。

汪东兴透露：“就在前日，中央碰头会正式决定对新疆问题展开立案审查。我根据主席的指示，建议提前通知你，这才找你来此。根据党的组织纪律，你应当知晓接下来的行动。”远新轻轻颔首。

汪东兴紧接着叮嘱道：“你必须坚决服从中央的决策，与他们彻底划清界限。这乃是对一名共产党员党性的一次严峻考验。”言罢，他取出一份材料递至他面前，并补充道：“回去后，你必须仔细研读。”远新颔首，接过材料。

毛远新

笔者：这次汪东兴的交流，是否可以视为中央及组织对毛远新所提出的要求？

朱旦华：恐怕便是如此。此后，我曾向远新询问，主席当时还说了些什么，远新告知，不过是寥寥数语，随后便示意他离开。彼时，他正作为联络员服务于周总理，主要负责东北三省的联络事务。

他步回自己的居所，轻轻启封那包材料，里面尽是江西众多群众组织对方老的揭发与批判。其中不乏指控方志纯为叛徒的文件，然而，却未包含远新所迫切期望的新疆事件的相关详细资料。

数月之后，约莫是1968年五月，周总理亲自召见了他，告知：“中央已作出决定，你将被派往辽宁工作，将不再担任联络员的职务。”随即，他将一份新鲜出炉的中央文件交到了他的手中。

这是中央发布的有关组建辽宁省革命委员会的文件，远新初次目睹，发现自己被任命为省革委会的副主任，这标志着他成为了军队参与革委会“三结合”的一名干部。

毛远新（后左）

然而，文件核心的批注中，首要被指名批评的是马明方。在远新的记忆里，马明方曾是东北局第三书记，而东北局那时已经解散。在远新担任总理联络员期间，他处理了众多与辽宁相关的文件，其中涉及马明方的并不多。远新向总理询问：“为何在辽宁特别指出马明方的名字？”

总理指出：“在中央专案组中，马明方专案特指针对新疆叛徒集团的案件。”

远新表示：“中央委派我前往辽宁任职，而到那里后，却明确指出马明方是叛徒。我和马明方曾是新疆监狱的难友，面对这样的情况，我该如何是好？”

总理心中自明，远新虽言及他与马明方之间的交情，实则是在提及他与吾及老方之关联，而他赴辽宁履职，实有不便之处。总理沉思片刻，遂开口道：

“既然如此，当谈及涉及新疆问题的干部时，你应尽量避免参与讨论。”

随后，总理语带笑意地补充道，“实际上，你抵达延安之际，尚是一名稚嫩孩童，被送入了丑子冈同志负责的中央托儿所，那里与你无关。”

远新随后选择了回避策略。当省委探讨马明方同志的问题时，无论是沈阳空军涉及吕黎平同志，还是沈阳鲁迅美术学院涉及白大方同志，他都遵照总理的指示，以借口推脱，避免参与。在省委对白大方同志的审查结论进行讨论之前，他甚至曾致电总理咨询。

总理心知肚明，远新此番询问新疆案件，实则关切的是关于我和老方结论的议题。他在电话中言道：

“关于新疆一事，中央尚未作出最终裁决。请您坚信党的领导，信赖人民的智慧，我们定将妥善解决这一问题。”……

你已了解后续情况。

1959年夏日，庐山之巅。自左而右，依次为江青的护士、江青本人、朱旦华女士，以及李培君女士——庐山管理局书记楼绍明之贤内助。

毛远新新疆扫墓所想

笔者：您曾经说过，毛泽民给儿子起名远新，既符合韶山毛家祖谱的牒序“祖恩贻泽远，世代永承昌”的“远”字辈，又要他记住，他出生在遥远的新疆。是否可以说，新疆是他的第二故乡？

朱旦华：新疆不仅是毛泽民的第二故乡，更是他父亲毛泽民曾经工作、战斗，直至献出生命的土地。毛泽民的父亲安息之地，便位于乌鲁木齐市烈士陵园之内。

1983年，恰逢烈士们牺牲四十周年之际，我前往新疆进行扫墓。在那里，我重逢了众多昔日一同在新疆奋斗、并肩战斗的战友，他们曾在“文化大革命”的风暴中与我同受磨难；我也见到了那些我曾亲手教会他们识字、歌唱的孩子们，他们曾饱受新疆铁窗的艰辛与磨砺。

凝视着孩子们依照1946年延安归来时的照片，依次站定，按下快门的那一刻，我的心猛然间剧烈颤动。在我所熟知的后排位置上，却不见了儿子远新的身影。

1983年，他身处秦城监狱之中。我的内心不禁反复祈祷：远新，我的儿啊，你何时才能回到新疆的怀抱？何时才能再次为你的父亲，那位忠诚坚定的老共产党员，扫墓呢？

毛泽民、朱旦华、毛远新

笔者：经过查阅相关报刊资料，我发现毛远新曾在1975年9月前往新疆，彼时他特意前往当地为其父亲扫墓。

朱旦华：是的。远新第一次去新疆扫墓是在1975年，那次是自治区成立二十周年，他是作为中央代表团副团长前往新疆的。远新对我讲过，在他离开北京的前一天，毛主席曾对他说：“你代我，在泽民的墓前献上一束鲜花。切勿声张。”

中央代表团于乌鲁木齐市烈士陵园集体扫墓献花之际，远新亦独自再赴陵园，于其父亲墓前郑重其事地献上鲜花一束。他伫立墓碑之前，心中默念：“爸爸，主席始终怀念着您，这束花便是主席托我代为敬献的。”

那年的夏日，远新携妻子与女儿一同踏上了前往新疆的路途，为父亲扫墓。归来后，他向我讲述，在纪念馆内，他目睹了那些陈列的文物，其中一幅展品是当年国民党对他父亲定罪的文件图片。那上面，四个字“危害民国”赫然在目，令他情不自禁地浑身震颤，眼中也模糊了。

我深知，远新当时必然想起了自己判决书上所载明的罪名——“阴谋颠覆政府”。在他担任领导干部之际，毛主席依然健在……

2003年9月，正值他父亲与陈潭秋、林基路烈士殉难六十周年之际，自治区党委的盛情邀请下，远新第三次踏足新疆。同时，他还应自治区党史办的约请，撰写了一篇纪念文章《墓碑前的思念》。这篇文章是他迄今为止公开发表的唯一一篇作品。在文章寄出之前，他特意将文稿交与我审阅，诚恳地征求我的意见。

朱老起身，从书桌左侧堆叠如山的资料中细心翻找，最终取出一份文稿，递至我手中。

笔者：您已修改过吗？

朱旦华：未曾有任何一字之改。文稿中所述新疆监狱的种种往事，均为我亲身所历，自他幼时起，我便常向他述说。文中引用的主席对其所言，那是在延安时期，主席亲口对我吐露的。远新将这些记忆串联成篇。每当我重温这些篇章，心中便不禁涌起泪意。今日，恳请您再次为我朗读这些文字。（详见原书）

“坚守对真正共产党人信仰的忠诚，毫不动摇。”这正是毛泽民烈士遭受敌人残害的根源，亦是我们当年在新疆狱中，即便面临敌人的严刑拷打，仍顽强不屈进行斗争的信念所在。在革命队伍中，固然不乏徐梦秋、刘希平这样的少数人，他们背离了真正的共产党人信仰，改弦易辙，最终沦为令人不齿的叛徒。

笔者：您后来又去新疆了吗？

朱旦华：年纪大了，行动不便。

远新多次前往新疆，致力于毛泽民烈士故居的修缮与改造工作，投入了大量的心血。在中央及自治区党委的关心与支持下，故居的改建工程终于圆满完成，现已成为乌鲁木齐市一处重要的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基地。

得益于朋友的慷慨资助，远新特地邀请沈阳鲁迅美术学院的教授，为其父亲塑造了一尊铜像，并将其作为礼物赠予故居纪念馆。剩余的款项，则被他悉数投入到了定制纪念邮折的购买之中。

毛泽东与李敏、李讷、毛远新

李讷、汪东兴来访。

笔者：毛主席子女来过您家吗？

朱旦华：李敏健康状况欠佳，鲜少踏足异地。而李讷曾两度来访。

1997年，我告别了江西省政协的岗位，正式步入退休生活。恰巧同年九月，李讷女士及其丈夫王景清先生赴井冈山进行学习与参观。他们下山后特意在南昌停留一日，特地到我家拜访。记得1992年，李讷女士便曾莅临南昌，那时她曾探望过我以及我的家人。

那日1997年，李讷踏入门扉，依旧如同往昔，亲昵地唤一声“婶婶”。她的着装异常简朴，仅是一件灰白色的确良衬衫搭配黑布裤子，与南昌街头众多退休女工的打扮并无二致。我笑言：

“李讷，当你踏入南昌的街头，切记莫提自己领袖之女的身份，只称自己是来自北京的干部。无论衣着如何，旁人绝不会将你与那位显赫的身份联系起来。”

李讷微笑着说道：“那就再好不过了。父亲总是赞许我勤俭节约，成绩合格。”在李讷的言谈中，她对于“艰苦奋斗”这个词几乎三句不离。

李讷的思想与生活点滴，无不深刻烙印着父亲的印记。记得1987年，我有幸前往北京参会，期间拜访了李讷的住所。那是一套朴素的二居室，李讷热情地向我引荐了她的丈夫王景清，并风趣地称他为家中的“大厨”，而自己则是这个温馨小家的“清洁者”。当时，他们的家庭并未雇佣保姆，烹饪美食的重任全由王景清承担，而家居的清洁工作则落在李讷的肩上。这样的平民生活，却洋溢着无尽的温情与爱意。

李讷年长远新半岁有余，身体孱弱，常感不适。然而，只要体能允许，她便会踏上父亲的足迹，前往父亲曾生活过的每一地，重温父亲挥斥方遒、南北征战的辉煌岁月。西柏坡、延安、保安、五台山、南街……李讷夫妇遍访了这些地方，而这年，他们又来到了井冈山。我们自然而然地聊起了韶山、井冈山、延安，感慨良多。

随后，话题转向了李讷的职业生活。她轻声细语地提及，党中央及江泽民总书记对她的健康状况与工作状况始终关怀备至，屡次派人代为传达诚挚的问候。然而，在单位中，她却鲜少发声，多数时间处于病假之中。

“怎么了？”我疑惑。

“你或许不知道，我的父亲是国家的开国元勋，而母亲则曾是所谓的反党集团的核心人物。每当我开口说话，稍有不慎就可能犯错，让在场的同志们陷入尴尬。”事情原来是这样的。曾经的“红色公主”虽已日渐丰满，但当她开口，那种特有的言辞中依旧透露出过往那份“顽皮”的影子，仿佛继承了父亲毛泽东那份自然而深刻的幽默感。

李讷的前额高耸而宽阔，我不由自主地瞥了一眼客厅的挂历——毛泽东主席正屹立在天安门城楼上，高举着那双威严而宽广的手。他的额头同样高耸宽阔，下巴圆润而丰腴，目光既深邃又慈祥。父女二人的面容竟如此相似。在那晚与李讷共进晚餐之际，我猛然领悟到“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句话的深层含义。

李讷离去不久，我家再度迎来了尊贵的北京来客，那便是汪东兴。

汪东兴，江西弋阳人士，与方志纯同乡且并肩作战。他比方志纯年轻了整整11岁。在1932年赣东北革命事业如火如荼之际，年仅16岁的他毅然决然地加入了党组织，投身革命队伍。

1933年，邵式平与方志纯率领赣东北的中国工农红军第十军前往支援中央苏区。在那次与毛主席的见面中，方志纯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时，汪东兴亦服务于第十军，不久后便被任命为排长。

1946年，新疆监狱的同志们重返延安，方志纯则被调至中央社会部二室担任主任一职。与此同时，汪东兴同志在中央社会部三室担任副主任。

1958年，汪东兴同志从毛主席的身边被下放到江西，担任副省长一职并兼任农垦厅厅长。次年，在庐山会议期间，他与方志纯同志携手负责大会的安保工作。汪东兴与老方之间的战友情谊，无疑颇为深厚。

在延安、西柏坡以及江西那段共事的光阴里，我与汪东兴同志关系颇为密切。

故老方久病缠身，终于离我们远去多年。1997年，汪东兴回归故里休养生息，趁此闲暇之际，终得料理那些繁琐事务，特地前来表示深切的慰问。

重逢故友，安然无恙。1961年，汪东兴在第二次庐山会议之后，重返中央警卫局，再度回到了毛主席的身边。

汪东兴与毛主席

1966年五月，汪东兴接替杨尚昆，担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一职。随后，他又兼任中央警卫局局长，直接负责指挥八三四一部队。在1969年的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被选为中央委员，并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到了1973年，在党的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又被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1976年十月，他踊跃投身于对“四人帮”的围捕行动之中，而远新亦在同日遭到了“保护审查”的处置。

1977年8月，党的十一大召开，汪东兴同志当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然而，仅仅两年半之后，即1980年2月，在十一届五中全会上，会议决定批准汪东兴同志辞去政治局常委及副主席的职务。

历经十七年卸任党副主席的汪东兴，精神矍铄，安坐于我家那陈设简陋的沙发上，热情地嘘寒问暖，娓娓道来往昔情谊。他向我透露，1995年9月，他与妻女一同踏上了韶山的土地。韶山管理局与韶山市的领导们对他们的接待既热情又细致入微。汪东兴一家的行程包括参观故居、铜像广场、纪念馆、滴水洞一号楼、毛泽东图书馆基地、毛泽东纪念馆文物库房以及遗物展览等。汪东兴为韶山留下的题词是“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这正是毛泽东《七律·到韶山》中的名句……

那天，我与汪东兴客厅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