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五次反“围剿”遭遇惨痛挫败的严峻背景下，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果断决策，派遣红6军团作为“先锋队”，自湘赣苏区向西进行战略转移，旨在为中央红军的战略大迁移开辟道路。红6军团在无依托根据地的艰难条件下，历经约80天，跨越四省、65县，行程逾2500公里，成功突破湘、粤、桂、黔四省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胜利实现了西征突围的使命，从而揭开了红军长征的壮丽序幕。
中央战略转移决策定下。
历经大革命挫败，在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下，红军历经三年艰辛曲折的武装割据与游击战，成功抵御了国民党反动派屡次的“进剿”“会剿”“围剿”行动。至1930年夏季，全国各地已陆续建立大小数十处农村革命根据地，红军兵力亦迅速壮大至约7万人，加上地方革命武装，总人数接近10万。红军力量的迅猛扩张以及革命根据地的不断拓展，对国民党反动派造成了极大的冲击。1930年10月，蒋介石集结重兵，任命十四位“剿匪”督办，对各个革命根据地的红军发动了大规模的“围剿”，意图彻底消灭红军，其中重点针对由毛泽东、朱德率领的红一方面军。
面对国民党军队的凶狠进攻，红军队伍灵活运用各种战略战术，自1930年11月起至1933年3月，连续击退了国民党军队的四次“围剿”，在四次反“围剿”的斗争中取得了辉煌胜利。然而，1933年9月，蒋介石调动百万大军，亲自担任总司令，以五十万兵力分路“围剿”中央根据地的红军。在王明“左”倾教条主义思想的影响下，博古、李德等人先是推行“军事冒险主义”策略，随后在敌人猖狂进攻面前采取“拼命主义”，导致红军陷入被动，各革命根据地被分割占领，红军损失惨重，革命形势急转直下。
1934年四月下旬，国民党军队倾力围攻广昌。面对敌我力量悬殊，毛泽东与张闻天均不赞同进行所谓的广昌保卫战，然而博古与李德却未采纳他们的明智见解，执意命令中央红军主力固守这并不易守的广昌，与敌军展开了阵地与阵地、堡垒与堡垒间的“决战”。自4月10日起，国民党军队对广昌发起了猛攻。至4月27日，国民党军队集结了十个师的兵力，并在飞机与火炮的支援下，对广昌展开了围攻。
红军凭借简陋的阵地，多次击退敌军的进攻，并采取了“短促突击”的战术，却未能改变被动的战局。最终，博古与李德不得不放弃坚守广昌的打算，下令红军撤出广昌。广昌保卫战持续了18天，以红军主动撤退而告终。在此战中，红军击毙、俘虏敌军2600余人，而自身伤亡却高达5000多人，占总参战人数的四分之一，堪称红军历史上最典型的阵地战与消耗战。广昌保卫战标志着“左”倾教条军事路线达到了顶峰。随着广昌战役的失利，中央红军在根据地内打破国民党军队第五次“围剿”的希望已基本破灭。
在第五次反“围剿”的激战之中，《红色中华》针对广昌失守事件的报道。
在形势极为严峻之际，为免遭敌军围剿，确保我军有生力量的保存，1934年5月，于六届五中全会上成立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作出决议，决定将红军主力撤离中央苏区，并将此决定上报共产国际寻求批准。同年6、7月间，博古、李德自前线返回瑞金，共产国际亦复电表示同意中央红军主力撤离苏区，实施战略转移。
随后，长征的准备工作在少数中央领导人之间秘密展开，战略部署则由李德、博古及周恩来共同组成的“三人团”负责决策。在此期间，李德担任最高军事指挥。据李德回忆，在政治局会议和军事委员会会议上，他提出可由第6军团在湖南、第7军团在福建开辟新的战场，通过威胁敌军与后方的联系，从而牵制并引开敌军。（参见【德】奥托·布劳恩著《中国纪事（1932-1939）》第94、95页，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版）7月，中央决定组建两支队伍，一支北上，另一支西进，主要考虑“一支探路、一支调敌”。于是，在红7军团组成北上抗日先遣队离开瑞金，向闽浙皖赣边进发后，中共中央书记处和中革军委下达命令，要求红6军团从湘赣革命根据地发起突围，向西进发，直指湖南中部。
红6军团西征战略任务确立
红6军团于1933年6月诞生，其活动范围覆盖湘赣苏区。自创立伊始，便身处国民党军队的严密包围之中，时常遭遇兵力超过自己十倍甚至数十倍的敌人。湘赣苏区作为中央苏区的战略侧翼，肩负着支援中央苏区进行反“围剿”作战的重任。然而，在1934年夏季的第五次反“围剿”战役中，红6军团因执行了“左”倾路线所导致的错误作战策略，采用阵地战和“短促突击”来捍卫湘赣苏区，导致战局连连失利，部队损耗惨重。
国民党军队的主力已深入苏区腹地，形成了分割包围和严密封锁的态势。在敌人优势兵力的连续攻势下，红6军团于7月初被迫撤离湘赣苏区的核心区域，转战至永新东南的牛田、津洞一带，陷入极为不利的境地。至7月中旬，红6军团向遂川的五斗江、衙方向进发，悄然进入新江乡的横石村，安营扎寨，进行休整与训练。
◆任弼时、萧克、王震。
“弼时同志及部分党政干部应做好随军行动的准备。弼时担任中央代表，并与萧克、王震共同组成六军团的军政委员会，弼时担任主席”，要求所有准备工作必须在8月中旬前完成。（《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史料丛书·文献（1）》第13—17页，解放军出版社2016年版）至此，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作出撤离中央根据地、实施战略转移决策的背景下，红六军团遵命西进，肩负起探路先锋的重任。
西征动员准备就绪，成功突围。
红6军团的西征行动起初采取了严格的保密措施，外界鲜有人知晓其真正的目的，突围之际亦未对外公布具体的组织架构与任务。至7月底，依照中共中央的指示，时任湘赣省委书记的任弼时，作为领导西征的中央代表，主持召开了全军团政治工作干部会议。在会上，他传达了中央的命令，并发表了《争取新的决战胜利，消灭湖南敌人，创造新的根据地》的报告。报告深入分析了当前的形势，传达了西征的任务，指出了所面临的有利条件和挑战，并号召全军团结一心，克服困难，紧密依靠群众，战胜敌人。
全军迅速开展了思想动员和准备工作。首先，在部队补充方面，计划在8月15日前增加2500名士兵，配备550支步枪。其次，在干部配置上，对军团内干部进行了调整，并任命了新的区委书记等。此外，针对军区直属队和后方机关的安排，对直属医院及伤病员、弹药厂及工人、警卫营，以及军区及直属机关人员进行了妥善部署，并从中选出人员补充到军团中。
在政治工作准备方面，召开了政治工作会议，强化政治机关建设，加速行军和警戒的政治准备工作，开设短训班对新干部进行培训，并对悲观情绪进行政治和战略层面的教育。随后，2000多名青壮年和500余支枪被补充进红6军团，使得军团人数从原先的6830人增至9730余人。经过改编，部队被编为2个师、6个团、17个营，为西征突围在政治、组织、人员和装备上做好了全面准备。
中共中央及中革军委下达了派遣红6军团进行西征的指令电文。
任弼时等同志秉持对革命事业高度负责的精神，立足实际，坚决抵制并纠正了探路方向和“大搬家”的错误决策，由此赢得了更多的战略主动，确保了西征的胜利。军团军政委员会对此转移行动进行了周密的研究，深入调查分析了驻守湘赣边界的国民党军布防和兵力情况，确定了向南突围的路线，并对留下的地方武装进行了巩固根据地的妥善部署。
他们组织了5个湘赣独立团，积极开展游击战，牵制敌人，同时搜集敌情。进入8月初，国民党军队调动频繁，似有发动新一轮进攻的迹象。红6军团根据敌情变化，向党中央提出了在8月初提前突围的建议，并得到了批准。8月5日，红6军团以部分兵力攻克了敌人内层封锁线的关键支撑点衙前，成功建立了突围的侧翼掩护阵地。7日下午，红6军团9700余人，在湘赣独立第4团的引领下，从遂川的横石和新江口出发，开始了艰苦的西征之旅。
自西征启程以来，红6军团首要的任务便是突破敌军在内层布下的四重封锁线。面对堵截红6军团的紧急形势，国民党军第28军军长、兼任“赣粤闽湘鄂剿匪军”西路第1纵队总司令的刘建绪，接连发布了五道电文命令，内容涉及防堵红6军团突围、加速构筑碉堡封锁线、向息锣集结兵力、严防红6军团进入湖南以及火速增援桂东。电文中指出，“据报萧匪因我方赶筑息（锣）、马（家洲）碉线，已将其主力调动至五斗江、上镜、衙前一带，意图阻挠我方筑堡，或趁机南逃”，“判断该匪确实有出巢南逃的迹象，且有折入湘边的趋势”，并要求“迅速采取灵活行动，对该匪进行侧击，务必阻止其西逃，此事至关重要”。（《红军长征·参考资料》第8、9页，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面对敌军严密的封锁，红6军团秉持着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英勇奋战。
出发当天，在独立第4团的接应与掩护下，迅速突破了衙前与五斗江之间以及遂川至黄坳之间的第一、第二道封锁线。随后，部队兵分两路：一路沿五斗江经毛桃、梯子岭、大坑、九龙坑、宋坑，占领遂川草林；另一路则从衙前、横岭翻山越岭，跋涉荆棘，成功穿越右溪河抵达草林。紧接着，红6军团再破遂川至七岭之间的第三道封锁线，于9日占领左安。10日，部队经汤湖抵达高坪，又在猴子岭突破寨口至广东桥之间的第四道封锁线，于11日抵达湖南省桂东县以南的寨前圩，成功跳出敌人的封锁包围。12日，红6军团在寨前圩召开了连以上干部的誓师大会，庆祝突围的胜利。
西征行军与两军会师
胜利的突围让国民党军深感震惊。国民党西路军总司令何键迅速派遣刘建绪前往衡阳指挥战事，并下令第15、16师从永新地区紧追不舍。同时，第19师主力、第63师以及湖南保安团在衡阳、耒阳、郴县和湘江沿线进行防御堵截。湖南保安旅和第19师的部分部队则被派往零陵、祁阳、东安等地修筑堡垒，以图配合北上粤军，围歼红6军团于郴县、汝城及桂东地区。
在危机四伏之际，红6军团面临的关键任务，便是灵活调整斗争策略，确保贯彻党中央的战略部署。为了抢占先机，红6军团果断放弃在桂东的逗留计划，决定在敌人部署尚未完全就绪、湘江防御尚显薄弱之时，迅速穿越郴县至宜章的公路，于零陵周边地区强行抢渡湘江，并向新化、溆浦方向进发。
然而，8月23日，当红6军团抵达零陵东北部准备抢渡湘江时，敌人已集结约九个团的兵力沿湘江布防，并封锁了零陵至祁阳一线。与此同时，宝庆（今邵阳）及广西的约三个师的敌军，正分头向零陵、道县进发。尾随红军的两个师分别抵达阳明山西南部和常宁附近。面对敌人的重兵围堵，红6军团迅速调整策略，放弃原定在零陵抢渡湘江的计划，即刻向东南方向转移，进入阳明山区。然而，阳明山区地形狭窄，人烟稀少，不利于建立根据地，且敌军正分路逼近，红6军团遂决定采取与敌周旋的策略，伺机抢渡湘江。
从8月底至9月初，红6军团先后抵达白果市，随后迅速转向南方，经嘉禾西进至道县，再从湘桂边境的永安关进入广西北部。9月3日，中革军委电令红6军团在全县、兴安之间西渡湘江，抵达西延山区（今资源县）休整，并侦察横路岭、城步的前进路线。在此期间，红6军团在灌阳、文市一带成功击溃了湘军第16师、桂军第19师共计八个团的进攻。4日，在界首地区顺利渡过湘江。5日，占领了西延县城。
红六军团西征之旅正式拉开帷幕，历经连续突破国民党军设下的四道封锁线，最终抵达湖南省桂东县以南的寨前圩。
9月8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了《关于红六军团后续行动的补充训令》，其中指出：“依据中央局和军委于七月二十三日发布的训令，红六军团的首阶段行动已基本完成。”继此，红六军团接下来的行动将遵循地理条件和敌军部署，当前最适宜的活动区域位于城步、绥宁、武冈的山地。该军团需在此地努力行动，力争在九月二十日之前保持在这一区域的活跃，目标是消灭敌人旅级以下单个部队，并推进苏维埃及游击战争的开展。
第二阶段行动则是转移至湘西北地区，并与红二军团（红三军）在川贵湘边境的部队建立联系。第三阶段，红六军团应与红二军团（红三军）在湘西及湘西北地区协同发展苏维埃和游击战争，并建立稳固的根据地，其后方依托贵州，以此吸引更多的湘敌向湘西北方向集结。（《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史料丛书·文献（1）》第38-39页）
遵照此指令，红6军团于9月9日自车田启程，西行疾驰，至11日抵达城步以西的丹口地域，计划在绥宁东部对湘敌发起攻势，然而未能如愿。14日，部队准备向绥宁西部发起突袭，却遭遇湘军的猛烈反击。此刻，湘桂敌军的主力已涌入绥宁、靖县一带，意图阻挡红6军团北上的步伐。随即，红6军团转向南方。
在通道地区的小水战役中，红6军团某排三十余人，为保护主力部队，顽强苦战超过三个小时，屡次击退敌人数倍于我的猛烈进攻。二十多位红军战士英勇捐躯，剩余八名战士面对险境，毫不畏惧，竭尽全力牵制敌人，坚守阵地。弹药粮食耗尽之际，他们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砸毁武器，高呼“红军万岁”，集体从五十多米的悬崖跳下，壮烈牺牲。17日，红6军团占领了通道县城（今县溪镇）。
然而，敌军主力为阻截红6军团，频繁调动，若我军继续在绥宁、城步地区活动，恐将陷入敌人的重重包围。因此，红6军团迅速西撤，9月18日抵达靖县新厂地区时，湘军补充第2总队两个团正朝新厂方向追击。鉴于敌军态势显著，兵力有限，红6军团在19日敌军进至五里庙时，命令红18师第52团夺取岩崖山主峰和金线吊葫芦两个战略要地，抵御敌军；同时，军团主力趁机发动反击，成功击溃敌军，歼敌500余人，缴获武器300余件。
继此之后，红6军团持续向西北方向挺进，抵达贵州的清水江流域，并得到了当地少数民族兄弟姐妹的热烈支持，顺利渡过了清水江。9月26日，该军团在清江县（现今的剑河）成功击退了追兵。翌日，即在施秉与黄平之间，他们突破了黔军的防线。经过一系列艰难曲折的转战，他们克服重重困难，终于在10月24日抵达印江县的木黄镇，与红3军实现了会师。次日，两军的主力在四川省酉阳县的南腰界举办了盛大的会师庆祝大会。会师之后，红3军重新恢复了红2军团的番号。至此，红6军团圆满地完成了其战略西征的突围任务。
西征的历史意义
自1934年8月7日，红6军团自遂川横石启程，告别了湘赣苏区，直至10月24日与红3军在木黄胜利会师，其人数由起初的9700余人锐减至3300余人。在这场浴血奋战中，他们以惊人的速度行动，成功实现了战略转移并有效牵制了敌人。红6、红2军团汇合后，挥师湘西，连战连捷，为中央红军的长征提供了有力的策应，其历史意义尤为深远。
1934年10月，红军第六军团与红三军（即红二军团）在贵州省印江县木黄镇胜利会师，彼时留下的标语至今仍流传于世。
突破敌人的围追堵截，成功牵制了敌军。观察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对红6军团突围行动的部署，其核心目标在于要求红6军团吸引并牵制敌军，力求在湘中地区建立苏区，从而缓解红军主力的军事压力，为中央提供一个新的战略立足点。红6军团的西征行动成功摆脱了敌人对湘赣革命根据地的严密封锁，挫败了国民党军企图扼杀湘赣红军的图谋，在战术上有效地分散和调动了敌军力量，减轻了敌军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和中央红军的军事压力，在战略层面上，这一行动揭开了红军长征的序幕。
勇担探路先锋之责，发挥侦察之效。红6军团率先突围西征，比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提前了两个多月，行程遍及赣、湘、桂、黔等省份，历经艰苦辗转，于敌强我弱的不利形势下成功突围，圆满完成了“先遣队”的使命。在西征途中，我军详尽探明了敌军实力的虚实，详细掌握了沿途的道路、地形、气候、物产以及民情等关键信息，为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提供了宝贵的情报支持，发挥了探路的关键作用，为中央红军的长征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紧密联系群众，开展革命宣传。西征路上跨越65县，红6军团向人民群众广泛开展政治宣传，尤其是向少数民族地区的群众宣传了党的政策和主张，以自身的优良作风、严格的军队纪律，纠正了国民党歪曲共产党及红军的舆论。萧克后来在回忆中提到，红6军团进入贵州，群众没有受过党和大革命的多少影响，对红军不了解，由于受国民党反动派的一再宣传“共匪、共匪”，并不知道“共”是什么、“匪”是什么，看到红军纪律好，就不怕红军，向红军发出“你们好，你们共匪好！”这样的话语。之后，通过教育宣传，当地群众才明白共产党是什么、红军是什么。（《红六军团征战记》第288页，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版）西征队伍让群众认识真实的共产党、真实的红军，播撒了革命的火种，为后来中央红军长征铺设了良好的群众基础。
强化红军实力，以达成战略目标。在敌军的围追堵截中，红6军团展现出灵活多变的战术，不仅提升了自身的战斗技能，亦积累了丰富的实战经验。与红3军的胜利会师，使得该区域的红军力量得以显著增强，为革命斗争的后续阶段奠定了坚实的基石。两军团汇合后，依照中央的指示实施统一领导和指挥，趁胜在湘西对敌军发起猛烈攻势，有力地支援和掩护了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红2、红6军团携手创建了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点燃了该地区的革命火焰，支援了其他地区人民的革命斗争，实现了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提出的将之建设为中央根据地与川陕根据地枢纽的战略目标。
回望红6军团那场西征，它不仅是一条坚定信念、无畏牺牲的征途，更是一条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勇于担当责任的征途；是一条实事求是、勇于开拓新路的征途；是一条始终将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依靠人民力量的征途；是一条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征途；是一条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的征途。历史，作为最佳的教科书和心灵滋养，见证了红6军团西征揭开红军长征序幕的重要一幕。这一壮举，作为长征精神的早期践行，值得我们不断学习与永远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