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姑妈施松卿同根同源，均为福建侨乡长乐的儿女。她更是享有“长乐第二才女”的美誉，而长乐另一位声名显赫的女作家冰心，则当之无愧地被誉为“第一才女”。
松姑，身为新华社对外部特稿组的资深高级记者，亦系著名作家汪曾祺的贤内助。
即便卧床病中，她依旧散发着难以抵挡的魅力。这种魅力并非源自她的外在容貌，而是源于她深蕴的内在气质。她的气质在她宽广的胸怀、非凡的智慧、卓越的才华以及丰富的经历中得以淋漓尽致地展现。
她，我父亲的堂妹，诞生于1918年3月15日，其年龄甚至略长于我的姑父汪曾祺，相差两岁。
自幼，她先是在福建福州的长乐故里度过了童年，随后又随母亲迁徙至南洋的马来亚（后独立更名为马来西亚），一家人的生活便如候鸟般四处飘荡。尽管她父亲的收入在当时的国内水准中尚属可观，但他们在老家已建造了房屋，购置了土地，生活过得颇为宽裕。在马来亚，松姑一家的生活虽算不上奢华，却也无需担忧衣食。她的父亲热衷于投身于当地的社会公益事业，最终声名鹊起，成为了一位知名的侨领。
我当时的求学之地是道北镇，那是我首次邂逅由中国共产党编纂并发行的救亡歌曲集《民族呼声》，其中收录了诸如《义勇军进行曲》等振奋人心的革命曲目。
尽管我的三叔公与当地百姓融洽相处，即便在日占时期，他们对爱国侨领展开了无情捕杀，他仍安然无恙，无人背叛告发，始终保持着隐秘的身份，从容渡过了那段动荡不安的三年又八个月。
1998年，我与老伴佩庆一同重返道北镇育智小学，那里已阔别了整整51载。在校舍的墙上，我惊讶地看到了一张他老人家的遗像，依然挂在那里。
作为家中的长女，松姑承袭了家中的领导地位，她下有幼弟，上还有三个妹妹。在众兄弟姐妹间，她堪称绝对的核心。对待弟妹们的学业态度，她严谨而严格。这既是由于她年长，更因为她自小勤学好问，深得父母喜爱。她曾就读于当地的国小，继而转至新加坡南洋女中、福州毓英女子初级中学完成初中教育，而后在福州华南女子文理学院附属中学以及香港圣保罗女子学院完成高中学业。她的学术成绩斐然，在高中时期更是荣获香港国文比赛的冠军，这一成就让她的校长欣喜不已。此外，她的体育成绩亦不俗，擅长游泳和羽毛球，还是校排球队的二排中锋。
1939年，松姑踏入昆明，踏入西南联大的校园，与姑父汪曾祺同批次入学。起初，她在物理系学习，与未来的科学家杨振宁曾是同学。然而，随着课程负担的加重，以及肺结核的困扰，她的学业变得时断时续，进度难以跟上。因此，在入学后的第二年，她毅然决然地转入了生物系，立志继承父亲的事业，迈向医学领域。当时，联大学生转系现象颇为常见，而且理科与文科之间的转系也是畅通无阻。
生物系的学业同样繁重，然而此时她的肺病愈发严重，不得不休学一年，前往香港疗养，毕竟昆明的医疗条件实在有限。在香港，她并无亲友可依，只得暂居于一位高中同窗的家中，理由颇为充分——“我们都是上帝的子民”（她就读的是一所教会学校）。未曾想，病体尚未完全康复，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攻陷香港，松姑只得带着病躯返回内地昆明。这次，她转入了西语系，因为文科课程相对轻松，加之她在马来亚度过的童年为她打下了坚实的英语基础，使得一些课程变得游刃有余。就这样，她坚持不懈，直至毕业。
因休学一年，加之学业时断时续，松姑的毕业时间不得不推迟至1945年夏日。毕业后，新加坡沦陷于日军之手，家庭经济来源也随之断绝，她的生活陷入了困境。为了生计，她远赴中国建设中学担任教职，在那里，她与汪曾祺相识。
关于我与姑父汪曾祺的结合，流传着诸多传说。近期，我有幸拜读了老同学许渊冲教授的回忆文章，其中多次提及了松姑。
初次与施松卿相遇，是在1940年9月的阳宗海滨。当时，联大的同学们举办了一场夏令营，期间举办了几场舞会，舞曲以圆舞和方舞为主。男女同学们围成两个圆圈或方阵，男在外、女在内，相互牵手或背靠背，边唱边跳。施松卿容貌清丽，眉目如画，身材娇小，不仅歌喉婉转，舞姿优雅，行屈膝礼时更是风情万种，令人陶醉。难怪有人将她比作才情出众的林黛玉。
“传闻汪曾祺在北京市文联任职期间，老舍曾言，在文联中他最忌惮的乃是两位才子：一位是端木蕻良，另一位便是汪曾祺。此言足以见老舍对其深厚的赏识，并坚信他有望超越前辈，成就非凡。为了弥补自身在外语领域的不足，他与外文系才女施松卿喜结连理。”
在联大，男生的人数远超女生，对施松卿心生爱慕的男生众多，其中不乏外文系的赵全章与袁可嘉。赵全章同样才情横溢，其散文作品颇有何其芳《画梦录》的风采。在1941年，他作为美国志愿空军的英文翻译官，当时他的同学们都担任中尉，而他独树一帜，被晋升为上尉。
袁可嘉，一位杰出的诗人，早在1946年便创作了《沉钟》一诗。
“让我沉寂于岁月长河，/似古刹斑驳的铜钟，/承载着千年的沉重过往，/静观窗外风雨疾驰。”
后来，他成了研究西方现代派文学的专家。他们两个人和汪曾祺都喜欢施松卿，都想月宫折桂；施松卿口里说：
“中文系的那些人似乎都变得沉闷乏味，身着长衫，毫无风采，恐怕连外文系的女生也难以产生兴趣。”
但她并不爱外文系的散文诗，却把桂冠给了中文系的小说家汪曾祺，让袁可嘉“听窗外风雨匆匆”去了。后来我送他们联大回忆录《追忆逝水流年》时，在扉页上写了两句：
联大校友，共折月宫桂。
提及大学时光，松姑总是自豪地提起，在西南联大，同学们都亲切地称她为“林黛玉”。她那清丽的容颜，淡淡的眉弯，细长的眼眸，加之身体孱弱，总给人一种慵懒闲适的印象。
称她为“病美人”。
自是，她的言下之意并非自诩患病，实则意指即便身处病痛之中，她仍保持风华绝代之姿，更遑论身无疾患。松姑在众人心中，素来口碑极佳。即便在晚年与夫君远赴他乡之际，她依旧保持着端庄的风姿，无论头脸皆显得仪态万方。
铁凝称：“她似女王。”
临终之际，她躺在病榻之上，护士轻声说道：“即便如今病体沉重，这位老太依然保持着眉目如画的风采。”
1947年，她重返故乡长乐乡间的怀抱，而我，也刚从南洋的漂泊中归来，正于乡野中度过悠闲假期。在那段日子里，我们一群人，不论老少，纷纷围绕在她的身旁，恳求她一同前往离家不远的潭头镇，享受一顿美味的馄饨盛宴。
偶尔，我们亦会结伴同游，归来时个个皮肤晒得黝黑，宛若小黑炭。至今，我仍珍藏着一张当年拍摄的“游泳归来”留影。
偶尔亦现例外之境。“文革”之末，某日，邮递员至家中递送包裹取单，需得本人签名。松姑应门，邮递员端详其一番，迟疑片刻后，方呐呐开口。
“老太太，识字吗？”
那日，她身着一件陈旧的毛衣，下搭一条未配罩裤的棉裤，绿意盎然，宛若一位家常主妇。在家中，她便是如此装扮。
再度，一位师傅莅临家中协助修缮，在告辞之际，她手捧一瓶佳酿，对他说：
“师傅，这酒您拿回去喝。”
返家之际，家人方才察觉，那竟是一瓶价值不菲的五粮液美酒，售价高达数百元。
最后一次，当我躺在病床上再次凝视她的面容，她的容颜已变得面目全非，言语也变得语无伦次。
我问：“你还认得我？”
她说：
“你竟诬称我是特务，是陈希同的亲信。”这番话令我既感哭笑不得，又颇感无奈。
那一年，她因公事莅临上海，却并未选择入住豪华酒店，而是谦逊地选择了我家大通路那栋老旧房屋的阁楼。尽管居住环境简陋，她的心情却格外愉悦，整日笑语盈盈。她曾对我说：
“南洋这片土地上蕴藏着无数趣事，日后，我们何不携手执笔，共同撰写一部小说？”
她愿望未实现。
每当我踏足她的家门，无论是身处北京甘家口还是蒲黄榆，她总是以满腔热情款待我，交谈中总有数不尽的话题。
在我最后一次造访他们位于虎坊桥的新家时，松姑已然入院治疗。这便引发了一则不小的遗憾：自1973年起，我便与姑父相识，然而在这数十年的光景里，尽管我们多次相遇，却始终未能把握住机会，与他进行一场深入的交谈。每一次的相聚，时间都耗费在与松姑畅谈无际的闲聊中，而姑父则总是独自一人在他的房间里忙于自己的事务。每当离别之际，她总会带我穿过天桥，一直送到公交站牌前。
最令我难以忘怀的是，1997年我突发胸闷，便在电话中向她告知了这一情况。不久后，她特意拨通了老伴的电话，告知了此事。
“佩庆啊，务必细心照料施行，切不可疏忽大意！”
未曾想，时至今日，我已步入耄耋之年，仍旧安健于世，而她却离我们远去，那些话语竟化作了她与我永别的遗言。
雷佩庆（作者之伴侣）、汪曾祺、施松卿、施行。
她的魅力并非源自外表，而是源于她独特的内在气质。这种气质透过她宽广的胸怀、卓越的智慧、非凡的才华以及丰富的经历得以显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