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实力派刘文辉等人脱离蒋介石的控制】
1949年11月30号这天，蒋介石坐飞机到了成都，住进了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打算守住成都，再想想接下来往哪儿撤。他主要靠的是胡宗南的部队。
早在11月18号那天，蒋介石就给胡宗南发了电报，说：“彭水昨天已经丢了，情况挺紧急的，你那边的主力部队得在十天之内转移到成都平原去。要是重庆那边也危险了，那掩护你们转移就更难办了。”胡宗南一听，赶紧安排部队往南撤。解放军第十八兵团就跟着他们往南追，和南边的二野主力一起，把国民党军夹在了中间。到了12月上旬，聚集在成都的国民党军有胡宗南手下的第八、第七、第十八兵团，还有川鄂边区绥靖公署主任孙震带的第十六兵团，西南军政长官公署直接管的第十五兵团，以及原来川湘鄂边区绥靖公署主任宋希濂的第二十兵团剩下的部队，再加上宪兵和后方的部队，总共大约32万人。
若想保住川西、西康和云南，得靠西南地区几位有实权的人物支持，他们分别是云南省主席卢汉、西康省主席刘文辉、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邓锡侯，还有川黔湘鄂边区绥靖公署主任潘文华。所以，蒋介石一到成都，就马上会见了邓锡侯、刘文辉、四川省主席王陵基，还有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王瓒绪等人，一起商量了成都的防守事宜。之后，西南军政长官公署的长官张群又和邓锡侯、刘文辉聊了聊。张群希望邓、刘能和胡宗南一起办公，还提议他们把家人送到台湾去。
但早在11月21日那天，刘伯承和邓小平就已经向四川、贵州、西康、云南的国民党军政人员发出了四项通告。第一项是给国民党军队的，里面说：“国民党军队得赶紧停下抵抗，别再搞破坏了，等着被改编。只要停手不抵抗，等着被改编的，不管是中央军还是地方军，都一视同仁，给安排个地方驻扎，暂时维持现状，之后就会按照人民解放军的规矩来改编，所有官兵都会按级别安排工作。要是愿意放下武器的，就按自愿来，要么安排工作，要么给钱让回家。要是能快点离开反革命队伍，跟人民解放军一起打仗的，肯定会论功行赏。要是你们愿意这么做，随时都能派代表去找附近的人民解放军商量。”第二到第四项通告，则是分别给国民党政府机关里搞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的人，国民党特务，还有乡保人员的。
此刻，刘文辉、邓锡侯还有潘文华三人，都已经跟中共搭上了线，正谋划着要发动起义呢。他们跟中共打交道，那可是有着很长的历史交情了。
1938年夏天，去参加国民参政会的中共代表董必武、林伯渠和陈绍禹（王明）路过成都，他们分别前往刘文辉、邓锡侯和潘文华的住处进行了会面。
1942年2月的时候，周恩来第一次和刘文辉见了面。到了4月，八路军和刘文辉率领的第二十四军达成了十二条共识，内容有：两军携手，抗战到底；建个电台；不在刘文辉的队伍里建中共组织；一起对付蒋介石，彼此帮忙。
潘文华接过了刘湘的接力棒，继续走刘湘之前选择的联共、反蒋、抗日这条路。1939年4月，周恩来抵达成都，与潘文华深入交流了当时国内外的局势和任务，期望潘文华能联合西南的民主势力，一起反对蒋介石消极抗日、打压民主、排挤异己的做法。到了6月，周恩来又先后安排唐午园、甘树人到潘文华的部队里开展工作。
1942年6月，为了联合地方上的有实力派别共同抗日，中共中央同意后，周恩来安排人员与龙云、刘文辉和潘文华的部队进行联络。他让王少春和秦惠芬带着小女儿，还有报务员杨作爱（杨作爱后来生病回了重庆，换成了石励）去西康省的省会雅安，建了一个供双方联系的电台，这个电台一直用到1949年12月刘文辉起义时。另外，周恩来还让重庆八路军办事处的电台台长钱松甫和江洪夫妇去四川阆中的潘部，也建了一个联络电台，这个电台一直用到抗战胜利。
邓锡侯较早地受到了中共方面的影响。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他带领第二十二集团军前往山西抗击日军。当时，这支军队驻扎在洪洞县，与八路军总部离得很近。而邓锡侯和朱德在民国初年就已结识，那时朱德随蔡锷的护国军进入四川。所以，邓锡侯多次邀请朱德为他的军官们讲解当前的抗日形势以及八路军的战略战术。1940年，邓锡侯还聘请了知名法学家潘大逵担任川康绥靖公署的顾问。到了1943年，潘大逵加入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1949年3月，他成为了民盟西南总支部筹委会的主任委员）。在此期间，他不断对邓锡侯做思想工作，鼓励邓锡侯起义。1948年6月，蒋介石为了分化成都的地方势力，任命邓锡侯为川陕绥靖公署主任，并想调他的第九十五军去汉中，协助胡宗南防守川北。但邓锡侯找借口拒绝赴任，将部队留在了成都。后来，二野进军四川时，派人给邓锡侯送去了电台呼号和密码，邓锡侯随即架设电台与二野取得了联系。
1949年九十月份，解放军准备发动西南战役之际，中共中央给王少春发电报，让他劝刘文辉和西南的其他有势力的人一起起义。刘文辉通过王少春的电台给周恩来发电报说，多年来一直受蒋介石压迫，满心怨恨，处境艰难，只能暗中做准备。现在已和邓锡侯等人约好，决定投靠人民。接下来怎么做，请指示。周恩来回电说，大军马上就要向西进军了，希望积极准备，找机会配合。但不要过早行动，以免造成不必要的损失。后来，中共代表和刘文辉商量决定，等解放军快到成都时发动起义，然后配合解放军拦住胡宗南逃往西康的路。
蒋介石抵达成都，让张群一直催着刘文辉、邓锡侯和潘文华，让他们跟胡宗南一起，在川西打一场大战，可刘、邓、潘三人只是敷衍应付。蒋介石让侍从室主任陈希曾给潘文华送去飞往海南岛的机票。潘文华便向中共留蓉工作部的副支书吕振修请教对策。吕振修让他离开成都。潘文华又跟邓锡侯联系，得知灌县有邓锡侯的兵力。5号那天，潘文华以治病为由去了灌县。
12月4号那天，解放军把泸县给解放了。到了5号，内江和自流井也被解放了，解放军正一步步朝着乐山和成都进发。就在同一天，周恩来给王少春发电报说：“麻烦你赶紧告诉刘自乾（就是刘文辉）先生，现在时机成熟了，别再等了。蒋介石那帮人的假命令，不仅要坚决不执行，还得和邓锡侯、孙震还有贺国光他们一起行动起来，响应刘、邓两位将军11月24号发出的‘四项号召’。关键是要放弃固守成都的念头，把西康、西昌守好，别让胡宗南的匪军打进来。要是真打进来了，也得一步步顶住，争取时间，等刘邓的解放军赶来一起消灭敌人。”
蒋介石心里明白，成都或许难以守住，打算撤到昆明去。这时候，他打算把“政府”搬到台湾，在昆明弄个由他亲自掌控的指挥中心。12月6号那天，他让张群第二天就飞往昆明，跟卢汉商讨把“行政院”或者指挥中心搬到昆明的事儿。当天晚上，张群跑到刘文辉的住处跟他道别，说自己要去昆明，一两天就返回。张群还对刘文辉讲：“现在局势很严峻。咱们一起共事这么多年了，希望你和晋康（就是邓锡侯）能坚持到底，一起撑过这个难关。国家会有办法的，个人也会有出路的。要是实在不行要离开，以后咱们一起走。”
张群离开后，刘文辉觉得这是个坏信号。他后来回忆道：“蒋介石对待政敌，向来是双管齐下，对一些人拉拢，对另一些人打压。如今，这擅长用软手段的张群走了，接下来恐怕就要让胡宗南、王陵基这两个凶狠的家伙出来唱‘黑脸戏’了。”
12月7号这天，蒋介石打算召见刘文辉和邓锡侯。刘、邓二人心里明白，这是要让他们自投罗网。所以，他们悄悄离开成都，跑到邓锡侯部队驻守的彭县（现在叫彭州市）。刘文辉还写了一封信给蒋介石，说王陵基总跟他过不去。当天，蒋介石就在日记里记道：“刘文辉、邓锡侯躲着不来见我，看他们写的信，更明白他们心里怎么想的。他们拿怕王主席找麻烦当借口，其实是另有打算。他们已经被共军威胁，铁了心要背叛我，投靠那边，这心思已经很明确了。”
【蒋介石寄希望于云南的卢汉】
中共与卢汉之间的交情，其实有着很深的历史背景，这事儿得从龙云那儿讲起。抗战刚开始那会儿，云南地方势力跟国民党中央的矛盾就越来越大了。到了1939年中共南方局成立那会儿，周恩来就说了：“得好好利用龙云和蒋介石之间的矛盾，把统一战线的工作搞起来。”于是，就派了原来中共云南工委的书记李群杰，专门去跟云南的上层人物做统战工作。
1938年六七月的时候，龙云前往武汉拜见蒋介石，途经成都之际，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与龙云碰了面。为了更有力地对抗蒋介石，这四方达成了一个约定，内容大概是这样：第一，都支持抗战的政策。第二，谁要是违背了抗战政策，那就是川、滇、康三省的共同敌人，大家一起抵制他。第三，为了保证抗战政策能顺利推行，三省要在军事、政治、经济等方面展开合作，具体怎么合作，再另外派人商量确定。
1940年11月，龙云在接受《新华日报》记者访问时讲道：“敌人正想方设法挑拨我们，这时候全国更得团结一心，坚持抗战到底。”他还对云南的民主力量表示了支持。同年，何应钦前往昆明，要求龙云成立党政军联席汇报机制，以加强对中共和其他民主力量的防范与打压。云南工委通过与龙云有交情的人士提醒他：若成立此机构，国民党特务可能会趁机进入云南，既不利于抗战，也会损害地方利益。龙云于是找借口推迟了此事。
1943年秋天，应龙云之邀，周恩来安排当时在云南大学任教的华岗与他直接对接。随后，龙云推行了更为开明的政策，多次抵制了顽固派发起的反共阴谋。云南的爱国民主运动因此蓬勃兴起，赢得了大后方“民主堡垒”的美誉。然而，龙云的这些举动却引来了蒋介石的极度不满。抗战结束后，蒋介石先是指派卢汉带领滇军两个军前往越南接受日军投降，紧接着又命令驻守昆明的第五集团军司令杜聿明发动突袭，将龙云押送至重庆，并给他安了个军事参议院院长的虚名，将他软禁起来。1948年12月9日，龙云在美国空军飞虎队陈纳德的协助下，成功逃往香港。
龙云遭到软禁，蒋介石便让龙云的表弟卢汉来顶替他的位置。
蒋介石把龙云关起来，非但没解决问题，还让和云南地方势力的矛盾更深了。
1949年3月，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做出决定，要从由起义滇军改编成的解放军第五十军里挑些干部去云南，劝卢汉起义。东北军区选了第五十军代参谋长张秉昌去办这事。张秉昌1929年就在卢汉手下当兵，一路升到团长，和卢汉关系很好。
东北军区的领导让张秉昌告诉卢汉，中央军委有以下三个想法：解放军渡过长江后，卢汉得赶紧表明是否愿意起义。另外，希望卢汉能敷衍一下蒋方，给解放军滇桂黔边纵队送点武器支援。还有，朱家璧（解放军滇桂黔边纵队副司令）的电台，卢汉那边可以用。要是卢汉想起义，就派人去北平找周恩来和朱德。
张秉昌拿着之前担任卢汉警卫营营长的第五十军第一四九师师长龙耀写给卢汉的信，在5月5日抵达了昆明，接着就把中共中央军委提出的三个看法告诉了卢汉。
五月底的时候，卢汉让他的小舅子、云南保安第三旅的旅长龙泽汇去寻甸磨盘寺和朱家璧碰头。他们商量好，云南保安部队不能去打边纵。要是云南保安部队被逼着跟国民党中央军一起打边纵，那就得把保安部队的行军路线告诉边纵，还得及时给边纵提供国民党中央军的情报。他们还商量好了怎么联系。会面结束后，卢汉还派了汽车给边纵送武器和弹药。
6月，朱德邀请了原本跟随傅作义接受和平改编的北平警备总司令，同时也是国民党军第四兵团副司令官的周体仁，前往昆明劝说卢汉发动起义。与此同时，为了筹备起义，卢汉派出了1926年入党（1927年与党组织失去联系）的宋一痕，他通过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秘密前往北平，并得到了周恩来、朱德、李维汉、李克农的接见。周恩来针对卢汉的起义计划给出了三点指示：一是表示欢迎，二是不追究过往，三是时机尚不成熟。双方通过中共中央华南分局保持联系。
后来，卢汉一边对蒋介石虚与委蛇，一边加紧筹备起义。12月，四处逃窜的国民党军政部门陆续涌来。蒋介石命令卢汉放弃昆明，把云南省政府搬到滇西去。卢汉先是找借口拖着，接着又以禁鸦片烟为由请了病假。3号那天，他派周体仁和自己的心腹林南园去香港，跟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在香港的负责人张铁生商量起义的事情，还打算之后去广州见叶剑英。张铁生觉得，现在形势紧急，得抓紧时间，在国民党中央机关和西南行政公署搬到昆明之前就起义。周体仁和林南园商量后，决定让周体仁去广州，林南园回昆明传达华南分局的意思。
12月8号那天，蒋介石给在昆明的张群打了个电话，让他带着第二十六军军长余程万、第八军军长李弥还有第九十三军军长龙泽汇，赶紧飞到成都来。张群跟蒋介石说了卢汉现在的情况，蒋介石就在日记里写了：“他现在正戒烟呢，所以身心都不太对劲，只想着躲开要钱，公义私情都不管了。”然后，蒋介石让张群他们当天就再回昆明，还召见了余、李、龙三位军长，让他们动员卢汉守住云南，“别想着往迤西那边撤”。还让他们告诉卢汉，一定要坚决执行，军费的事中央会负责。
12月9日午间时分，张群等人乘飞机前往昆明。到了下午两点，蒋介石得知昆明机场已经不让飞机起飞了，意识到情况有变，便赶紧和张群通电话，这才知道张群还没和卢汉碰上面。等到晚上，电报发不出去，电话也打不通了。
就在当天，卢汉发出通电，表示支持刘文辉等人的通电内容，并马上举行了起义。
蒋介石读到卢汉的通电后，在日记里感叹：“听到这消息，我一点也没觉得意外，只恨自己太迟钝、太笨，一次次被人骗，一次次养虎为患，害得党和国家、军人和百姓都遭受了这么大的屈辱和灾难。我真是太粗心了，太不警觉了，现在得好好警醒了。最近一个月，卢汉这家伙的言行早就露出了叛变的苗头，如果当时能及时防范，或者早点解决，事情也不会变得这么棘手。可惜我一错再错，真是顽固不化啊。”
蒋介石翻来覆去地自我检讨，却始终没去琢磨自己为何会落得个众人都离他而去的下场。
这里还存在个疑问，卢汉有没有动过把蒋介石扣下的念头。有两份历史资料能佐证这种说法。
这段内容来自李宗仁的回忆录。11月3号那天，李宗仁从重庆飞到了昆明。他回忆说，卢汉当时一本正经地跟他说：“总统啊，听说蒋介石要重新掌权了，要不咱俩给他发个电报，提议把国民政府搬到昆明来。等他一到昆明，我就把他抓住，好好教训他一顿，出出我心里的这口恶气。”
蒋经国12月10日的日记里还有这么一段：“今天早上，重庆和昆明的电讯又通了，可没想到第一封电报是卢汉发给刘文辉的，让刘文辉联合四川的其他将领把我父亲扣起来。”
这两份历史资料，由于笔者没找到其他证据佐证，就先记录下来供日后参考。
【蒋介石为什么要逗留成都】
1949年12月10日，蒋经国在日记里记下：“这几天父亲因为胡宗南的部队没能按时集合，只能在成都多待些日子，好帮他们完成任务，所以好几次想走却又没走成。”
对于这件事，蒋介石当时可是相当得意。在撤离大陆后的第三天，他在《西南战局变化经过》的讲话里提到：
在我在西南停留的二十六天里，通过我精心策划和安排，加上军政干部们日夜不停地奋战，我们完成了一项极为艰难且意义重大的任务，那就是协助胡宗南主任率领的四十万大军安全转移。这次，胡主任的部队在和共军对峙的情况下，从秦岭山脉绵延一千四百公里的战线上撤离，一路行进到距离前线将近两千公里的川西地区，而且整个过程中没有受到任何损失，这可以说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奇迹，也是很多人觉得根本不可能做到的事情。
12月10日那天，蒋经国在日记里提到：“昆明又被共军拿下了，我赶紧问大家的看法，最后决定回台北去处理政府搬迁的那些大事。走之前，我还跟胡宗南长官单独聊了三次，心里这才踏实了。”
下午两点，蒋介石准备前往机场。就在这时，发生了一个小意外。根据《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的记载：“蒋公正要出发，当时刘文辉手下的叛军已经把成都陆军军官学校分校的大门附近给围住了，随从们劝蒋公从后门走，但蒋公立刻坚决地拒绝了，说：‘我从哪个门进的，就得从哪个门出。’”
其实，刘文辉的主力部队第二十四军当时正驻守在成雅公路和乐西公路上，打算拦截胡宗南的部队，阻止他们逃向西康。为了保护电台和民主人士的安全，刘文辉在成都只留了一小股兵力，而且这支部队已经撤到了城外的武侯祠附近。此时成都里到处都是胡宗南的部队，所以，蒋介石自然不用偷偷摸摸地行事了。
12月10日午后时分，蒋介石和儿子从成都的凤凰山机场搭乘飞机，傍晚六点半抵达了台北。当时驾驶蒋介石专机的衣复恩后来回忆说：“我们就这样离开了大陆，朝着台北飞去。心里满是眷恋，这一走，竟成了蒋总统和这片土地的永别！”
12月10号这天，蒋介石在日记里压根没提自己要离开大陆这事儿。等到16号他写“上星期反省录”的时候，才接着10号的日记内容写：“吃完午饭，我就动身去凤凰山坐飞机，下午两点起飞，路上眯了三个小时，愣是没睡着。二十点半（？）到台北，和辞（修）一起坐车回草庐住处，这里空气清新，环境安静，跟成都那又闷又暗的天气比起来，简直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蒋介石曾对胡宗南的部队寄予了极大的期望，那这支部队后来的战斗情况怎样了呢？到了12月21日，胡宗南的部队在成都已经被解放军团团包围。为了响应刘伯承和邓小平发布的四项公告，并效仿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的正义之举，12月11日，国民党军第二十二兵团司令兼第七十二军军长郭汝瑰带领他的部队在宜宾发动了起义。21日，国民党川鄂边区绥靖公署副主任董宋珩和第十六兵团副司令曹甦元，带领第十六兵团四万多人，在广汉发动了起义。24日，国民党军第二十兵团司令陈克非和第十五兵团司令罗广文，分别带领他们的部队在彭县（现在的彭州市）发动了起义。25日，国民党军第七兵团司令裴昌会带领他的部队在德阳发动了起义。27日，国民党军第十八兵团司令李振带领他的部队在简阳以西发动了起义。28日，国民党军第三兵团司令朱鼎卿带领他的部队在金堂发动了起义。
解放军层层包围，国民党军不断有人起义投诚，在这般局势下，12月22号，胡宗南在新津开了个军长会议，决定往雅安、西昌那边冲出去。其实他心里一点底都没有，23号就扔下快被打败的部队，自己逃到海南岛去了。
蒋介石撤离大陆后，未等李宗仁这个“代总统”给出任何指示，就在1950年3月1日自己宣布重新掌权，以之前下台的前“总统”身份再次当上了“总统”。按照国民党政府的“宪法”，“总统”得由“国民大会代表”来选。到了台湾后，就由那些逃到台湾的“国大代表”来选。但“宪法”又规定，“国大代表”得每六年换一批。这对蒋介石来说，可就成了个大麻烦。因为逃到台湾的“国大代表”几乎各省都有，要是一换届，新选出来的“国大代表”就都是台湾本地人了，就算把金门、马祖算作福建的，也只有两个省，“国大代表”就没了广泛代表性，所以就不进行换届了。虽然这些“国大代表”都年纪很大了，但还是让蒋介石一直连任，直到他在1975年4月5日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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